代和氏璧《海国记》传奇：浮生六记 作者：沈复
前言（1）
蔡根祥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小说，一本际遇曲折离奇的小说。它遇到了杨引传、俞平伯、林语堂诸位先生，被发现、出版，也翻译成多国语言，蜚声国际；被改编为广播剧、舞台剧表演，感人肺腑，赚人热泪。俞平伯先生作序说：“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是公认最适切的赞辞。林语堂先生在英译序中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可谓对个中人物最高贵的称许。
可惜的是沈复用如此纯朴真挚的文笔，写出来的动人佳作，竟然不幸遗失了最后两篇——《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所以，林语堂先生在序文末尾曾寄予渺茫的希冀说：“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或者因为他的这种愿望，也代表着众多读者的心声，促使两种行为的进行：一种是因此语而激使某人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多方搜罗，拼凑组合出两篇伪作，假托说是从苏州某人家里发现的六记全本；另一种可能因为林语堂先生的这句话，导致不少人心存一线希望，并努力搜寻，祈求万一真的能够找得到沈复的原稿，以弥补这如明镜破缺的遗憾。
不幸的是，第一种的行为果然付诸实行，有某些人根据《中山记历》的篇题所指，找到曾在嘉庆五年担任册封琉球国王副使的李鼎元，并将李氏使琉球时所写的日记《使琉球记》作底本，抄录了其中大部分有关琉球民情风俗、风光物产的文字，冒充原来《中山记历》的内容；又收集了不少有关养生方面的文献材料，来个“挂羊头、卖狗肉”，顶替原作的《养生记道》，并且改名为《养生记逍》，于是就凑成了六记齐全的《浮生六记》，滥竽充数，蒙混了七十多年，欺骗了众多读者的真诚。看起来，伪作也真的维妙维肖，足以蒙蔽世人，以假乱真。这一来，让读者都以为沈复是在嘉庆五年到琉球的，令历史时空错乱了八年（沈复其实是嘉庆十三年随册封使齐鲲等到琉球的）。这部“伪作”虽然能蒙蔽一般世人，但是却欺骗不了有识的学者，在伪传的“足本《浮生六记》”出版至今的七十余年里，有不少学者曾作过考证：在大陆的江慰庐先生、陈毓罴先生最有贡献；而在台湾，则有吴幅员先生、杨仲逵先生等先后出力甚多。而笔者经多年研究，在2007年9月出版了《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则是总结前辈们的既有成果，再更进一步证实“足本《浮生六记》”后两记的确是后人拼凑而成的伪作，而且作伪的时间是在1932年前后，才总算给这桩文坛公案，作了彻底的了结。
至于第二种行动，虽然没有任何的文字发表，相信一定有不少“目光如炬”的人一直在坚持搜寻着。只可惜七十多年来就是没有一点儿消息，令很多读者苦苦企盼。就在大家近乎绝望之际，香港《文汇报》2008年6月忽然刊登了彭令先生的《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一文，称从清人钱泳的《记事珠》手稿本中，发现了从《浮生六记》第五记《中山记历》中抄录的文字，并同时附了七张清晰的图片。笔者对《浮生六记》研究有年，听说有此发现，当然要加以关注，然而心里还是对其颇有怀疑。于是，透过网络下载了彭先生文章的全文和所附的图片。在《记事珠》中，这篇文字的题目为《册封琉球国纪略》。经过仔细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这篇文字，应该就是抄自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记《中山记历》（从其中的一条材料来看，《中山记历》原名《海国记》）。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钱泳不单抄录了《海国记》有关琉球事迹的文字，也抄录了今本第二记《闲情记趣》中的一段文字，这充分证明钱泳确实曾看到过原来的全本《浮生六记》，并且抄录其中的部分资料，作为自己写作《记事珠》的素材。对照新发现的稿本与今传本的文字，两者是有些差异的，今传本显然在文字上比较精致，辞藻也更讲究些，这当然是经过修订的结果。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考证，笔者另撰有《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作了详细的申说。
前言（2）
彭令的文章发表之后，掀起了滔天浪潮，也经历的不少波折：有人怀疑资料的真实性，有人对彭令的操守质疑，有人要出高价来收购这部稿子。作为一名研究者，笔者只希望这部资料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并被尽早公之于世，以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研究和阅读。
经与彭令联系，笔者得以先睹为快，看到了《记事珠》的全部原稿，所得颇多，兹愿意结合一己所见，全面介绍这部手稿的价值。具体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是对沈复的生平与著作的描述；第二是对琉球历史、风土、民俗的记述。
对于沈复生平与《浮生六记》的原貌，本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第一：抄稿直接证明沈复是在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的。前人为了证明伪作的《中山记历》有问题，费了很多功夫，找出沈复在嘉庆五年不可能随赵文楷、李鼎元前往册封琉球国王，因为时间是有冲突的，因而推论沈复应该只能是嘉庆十三年到的琉球。后来学者从王益谦辑的《昭阳诗综》里，找到沈复的朋友李佳言写的《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律诗二首，比较有力地证明了沈复到琉球的时间。而钱泳的《记事珠》稿本中，曾两次提及沈复随齐鲲、费锡章前往琉球，其中一次还明白说是在“嘉庆十三年”去的。这比李家言的诗记载地更为明确。这一来，只要这部手稿本是真的，而抄录的资料来源也正确，那就可以拍板定案了。
第二：沈复的《浮生六记》，按理应有六篇文字。但是，杨引传发现《浮生六记》时，已经佚失了最后两篇。所以，读者从来就没有看过《浮生六记》的后两记，因而有人怀疑沈复可能根本就没有完成后两记的写作，只是留了两个篇名而已。虽然笔者已经考证过沈复确实撰写了后两记，证据也足，但这样的证据是不嫌多的。而今《记事珠》中切实明白地记载了沈复到过琉球，也记载了琉球的风土人情，那就比任何推论都能更有力地证明，沈复确实完成了后两记的写作。
第三：从本文开头的引述可以看出，俞平伯先生对《浮生六记》前四卷的评价极高。可见沈复的文笔，已经具备笔墨轻灵，描写细腻，语言清新，形象生动的特色，可谓妙手天成。怪不得该书出版之后，能吸引如许读者，获得广泛的共鸣。抄稿中《册封琉球国纪略》的文字，基本上仍维持了沈复文笔风格的一贯特色，对所见所闻的描述，细致精准，善用妙喻，令人读其文而能如身历其境一般。比如他记述册封使船到达琉球那霸，琉球方面派船迎接封使的场面说：“所引小艇，皆独木为之，长不盈丈，宽二尺许；两艇并一，如比目鱼；人施短棹，分两行，挽引大船纤索，如虾须然。”又如《册封琉球国纪略》中，记述追封琉球已逝世国王尚灏的仪式时说：“天使捧节诏正中立，捧诏官由东墀趋接诏书，即由中门高举，下阶，黄伞盖之，上开读台，宣诏官随至台中香案下。乐止，引礼唱跪，国王及众官皆北向跪，俯伏于世子神位下。引礼官唱开读，宣诏官就香案正中朗声宣诏。宣毕，仍捧诏下台，张黄盖，由中门入，授副使，仍安御座。”其中两次说到用“黄伞”遮盖诏书，这是所有册封琉球的记载里都没有说到的，可见沈复对事情的观察入微，记叙细腻。
前言（3）
第四：这部手稿还提供了沈复生平的新资料，使我们对沈复的后半生，有了一定的了解据。要知道沈复之妻芸娘，在嘉庆八年（1803）沈复四十一岁时就去世了，在这之后，他的性情难保不会产生巨大的转变。但现在，从《记事珠》中可以得知，他似乎还是依然故我，跟前四记所看到的沈复差不多。这可以从《册封琉球国纪略》里，他对琉球国红衣*的缠头脂粉之费、衣簪式样、房间摆设等的详细描述中窥见一斑。说明沈复在琉球时，一定曾经光顾过这种地方。尤其是最后一段说：“其房皆南向，空前一架为轩廊，后三架为卧室，三面皆板，上施顶格，下铺脚踏绵，洁净而软，如登大床。亦有箱笼、衣架、书画，呈设古铜、瓷瓶、壶、杯、碗、茶具酒器之属。夜卧，则以大席铺室中，上施大帐，而复以衾枕之属。亦点烛，式如风灯而高，外糊白纸，中燃油火，上有横木，可以提携，亦随地可置，随处可粘。烛皆纯蜡，可以通宵。”这跟第四记《浪游记快》里所记在粤东到妓院“打水围”，并与“老举”喜儿相欢的记载，如出一辙。
抄稿对琉球国风土人情的记载，也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嘉庆十三年，齐鲲、费锡章奉使琉球，除了册封当时在任的琉球国王之外，还多了追封已逝世的前任国王的一道仪式，这是历次册封琉球国王过程里所没有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实具有历史性意义。钱泳所抄录的《册封琉球国纪略》里，记录追封仪式的文字非常长，而对于真正的册封典礼反而用“一如追封前仪”一句带过，可见这次“追封”典礼的特殊性。
第二：沈复《海国记》所记载的琉球国的风俗民情，代表了民间的、文学的观察角度，而不是官方的、外交的角度。这可以从其详细描写红衣*的文字中看出来。因为明清以还，中国册封琉球共达十数次，册使们在描述琉球国的风土民俗时，也经常提到“红衣人”，但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将其相关情状，描摹得这么详尽、细致。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官员们记录的文字，是要向朝廷报告的，所以得注意分寸。 因此，虽然《海国记》所述的内容，有的也可以在册封使所撰写的《志略》中看到，但其观点与角度是有差别的。
第三：根据抄稿中“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一段描述，也可以进一步证明，“钓鱼台”原本是属于清廷的领土。换言之，《海国记》中所记，足以证实“钓鱼台”本来就是我中华的土地。这一观点是彭令先生所强调的。
当然，这部抄稿也有它不足之处：
第一：《册封琉球国纪略》抄录的并不是沈复《海国记》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尤其对沈复个人的所思所感，记录得很少。沈复的朋友李佳言写的《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中有“海国见闻应补录，职方外纪好搜遗”之句，就是鼓励沈三白利用随团出使之便，将琉球的风土人情详细记录，好留给后人参考。而沈三白也真的写了《海国记》，为其海外壮游的一段记录。这样难得的海外游历，如果形诸文字，不可能只以册封典礼为主要内容。
管贻萼也写过《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其中第五首说：“瀛海曾乘汉使槎，中山风土纪皇华。春云偶住留痕室，夜半涛声听煮茶。”管贻萼的六首诗都是针对六记的内容来写的，前四首所描述的，都可以在前四记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将管贻萼第五首诗中所描述的内容，跟钱泳所抄录的《册封琉球国纪略》部分对比而观，显而易见的是钱泳所抄的内容，并没有管贻萼所描述的情节，“留痕室”、“涛声”、“煮茶”都付诸阙如，这就足以证明钱泳所抄的主要是关于琉球风土民俗的内容，至于有关沈复个人的生活起居、感受兴发等细节，钱氏并没有抄录。
第二：稿本是钱泳手录的，其目的是为《记事珠》的最后成书积累素材，所以，钱氏所抄的只是他需要的内容，而不见得是《海国记》中最精华的部分。况且钱泳抄录的时候，有可能也作了些改动，并不一定完全照录原文。如开头第一段所载：“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用了第三人称口吻。这显然是钱泳的改动，决不是沈复的原文。可以说，这部抄录稿是“下真迹一等”的文献。
曾经看过沈复所著《浮生六记》全本的人，到现在为止，所知道的只有两位：管贻萼、钱泳。管贻萼曾经为六记各赋了一首诗，其中后两首的描述，对我们了解后两记的内容大有帮助。尤其是第六首诗，让我们知道《养生记道》应该是跟道教炼丹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中，贡献最大的当然得数钱泳了，因为他的抄录，让我们得以再睹《中山记历》的大部分内容，欣赏到沈复精美、自然的文笔。虽然，内容已经不再是跟芸娘的爱情互动情节，也不是感怀伤悲的身世抒发，却是另一种恢弘阔大的视野观照，让我们对沈复有了不同的认识角度，以及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