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毛泽东
我们军队一切工作部门中，都有女同志参加；无论前后方，凡是适于女同志工作及可能胜任的工作和地方，都有了她们。的确，新四军的“女兵”已成为大江南北敌前敌后的最活跃的战士，成为抗日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成为新四军战斗力之一部，战斗胜利的不可少的力量之一。
——新四军副军长 项 英
我们的女同志，她们经常穿插敌人的封锁线，深入敌后区域，进行民众的抗战组织和动员工作，她们坚持在游击地区，领导和动员群众，与我们部队配合作战。有时遭受敌人的射击而受伤，但是她们毫不畏惧，坚决地坚持在敌人梅花桩内继续斗争。
——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女生八队队长 于 晶
在形容新四军女兵的外貌时，我用得最多的就是“美丽”这个词，不仅是心灵美，她们的外貌确实也是美丽的。她们的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对这种美，我充满了崇敬。
——本书作者朱强娣
序言
我们像火花，像炸药，
像天空的太阳一样光明！
——摘自《“三八”妇女节歌》
男儿一世事横行，
女子岂无翻海鲸。
——摘自《沙文汉赠妻子陈修良诗》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由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及教导总队进驻泾县云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民国三十年元月北上。
——《泾县志》
古称“汉家旧县，江左名区”，有着2000余年悠久历史的泾县，素以风物繁华、名胜古迹而闻名遐尔。6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更使其一度成为抗日的明灯和革命的圣地，因其经历了战争的血雨腥风而名震中外。
提起皖南泾县，人们必然会想到新四军。如果说，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对着皖南的山明水秀、物华天宝浅唱低吟，那么，在这里发展成长的新四军，则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三呼吁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御敌，而蒋介石国民党却置民族存亡于脑后，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非但不把枪口对准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反而一意孤行，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围剿”，迫使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日军乘虚而入，步步紧逼，终于发展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妄图把中国吃掉，建立他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敌当前，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和由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红军游击队组建的新四军，像两把利剑，深入敌后，插向敌人心脏，为挽救民族存亡，浴血奋战，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由叶挺提议组建并任军长的新四军，驰骋在皖南敌后，英勇抗日，威名赫赫，战功卓著，被人们称为“铁的新四军”。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血气方刚的青年，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呐喊，唱着“我们要为爹娘复仇”、“我们要为民族战斗”的《上前线歌》，纷纷走向战场，投奔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和革命圣地延安一样，武汉、南昌以及后来的皖南，都成了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
好女也当兵
军中无女子，这似乎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女人，历来是个被轻视的群体，“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这种认识的典型。几千年封建因袭势力，要求女人要“三从四德”〔1〕，缠小脚，守闺房，神权、族权、夫权层层枷锁套在她们身上。女子们走出闺房尚属不轨，更何谈到社会上抛头露面？女人是弱者，女人是不祥之物。然而，毕竟时代是在前进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封建势力已抵挡不住民主自由的呼声，女子们终于可以陆续走出家门，走进学校，走向社会，已经可以为自身的解放和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了。新时代的女性自有其不凡的追求，她们深信，拯救民族危亡，决不只是男人们的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上前线！”当祖国的山河破碎，抗日的烽火熊熊燃起时，一些勇敢的姑娘冲破世俗偏见，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忍痛惜别父母，和男子们一样，投笔从戎，跋山涉水地来到军中。姑娘们不是不知道，前面等着她们的可能是牺牲，但她们不怕，为了抗日救国而义无反顾。
当这些女兵冒着炮火，冲进硝烟，谁还能把她们与“弱者”联系在一起？和男儿一样，她们转战大江南北、江淮河汉，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救护伤员，经受着炮火与硝烟的考验，接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她们要比男子付出更多的辛劳和心血，作出更多的牺牲和奉献。她们同样是顶天立地的人，是值得我们钦佩并讴歌的人，是值得史学家、文学家大书特书的人！
时势造英雄，新四军的女兵是时代的产物。
奇特的队伍
泾县云岭，是皖南山区一个平静而美丽的小山村。村中民居幢幢，四周峰峦连绵，云岭河水清澈澄碧，静静地流淌，终年不息。纯朴的山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男耕女织，繁衍生息。然而，卢沟桥畔传过来的隆隆炮声，划破了这宁静的田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践踏了华北，践踏了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与皖南已近在咫尺。这如画的风景里，掺进了血雨腥风，原本恬淡的空气中，已飘来阵阵硝烟。流水低回，青山惆怅。
1938年春天，一支抗日的队伍从南昌来到皖南，经岩寺，到云岭，如鱼儿入川，在人民群众中安下了“家”。
4月的皖南，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已露出了星星点点的红色。成片的竹林苍翠蓬勃，笋尖在地下萌动，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终将冲开阻力，破土而出。山乡宁静而充满活力。沿着蜿蜒的山道，走来了一支充满了活力的队伍。当这支队伍一路唱着雄壮的歌曲，沿途刷着抗日的标语，来到云岭之际，山乡沸腾了！村民们奔走相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迎这支抗日的队伍。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
队伍里的兵穿着灰色的军装，胳臂上戴着白底蓝字的臂章，上面写着“抗敌”两个字，军帽上缀着“青天白日”的徽章，手里拿着长长短短不一样的枪。虽然经过长途跋涉，有些疲劳，但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更奇特的是，这支队伍里居然还有不少年轻的姑娘，她们穿着不太合身的军装，美丽的秀发被压在军帽里面；身材虽娇小，却也英姿飒爽，在队伍中格外引人注目；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是一场为捍卫民族利益而战的神圣的保卫战，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新四军里的女兵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延安来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有从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来的女兵，有大量来自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等地的青年女学生，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女青年。她们中有不堪剥削的童工，也有反抗封建婚姻的村姑；有小康之家、贫苦百姓的女儿，也有名门望族、富商巨贾的千金。她们或是同学好友结伴而行，或是兄弟姐妹携手而来，或是孤身一人千里投军，或是恋人夫妻并肩从戎。她们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却又威武雄壮的活剧。她们活跃在皖南山区、大江南北，书写着她们瑰丽的人生，实现着她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
再见了，妈妈
1938年2月下旬，汉口码头。一艘开往九江的轮船正要启锚远航，只见急匆匆跑来三位姑娘，她们梳着齐耳短发，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三步并作两步地飞跑上船，刚刚站稳，“呜”的一声，轮船离开了码头。
早已在船上焦急等待着的另外几位姑娘，与她们紧紧相拥，高兴地又说又笑，像一群挣脱了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这些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是较早觉醒的一代，她们不忍看山河破碎，不忍看同胞遭受蹂躏，决心冲出早已不平静的课堂，挣脱妈妈的怀抱，奔赴抗日前线。为了不让妈妈知道她们要去参军，所以几乎什么行李也没带，偷偷跑出了家门，毅然登上将要启航的轮船。
航程开始了，她们的新生活也开始了！
那些姑娘里有我们熟悉的张茜、林琳、丁剑影等人。
在新四军干部汪大铭的一则日记里〔1〕，记叙了他去看望战地服务团的战友时，看到随他一起到皖南的女战士郑伟明，便想起了她离家时的情形。
战地服务团女战士郑伟明，瞒着家庭，偷偷地跟着汪大铭等人离开温州，踏上了投军的艰苦旅途。到达温溪镇时，她父母得讯乘船追来，要带她回去。她就逃到山上躲了起来，不愿见父母的面。她父母十分伤心而无奈，最后，航船要开了，她父亲说：“伟明一定要去参加抗战，我们也拦不住，但分别时连父母也不见一面，未免太讲不过去，我们还给她带来一些衣服用品哩！”说完，他拿出一只箱子，放在船头上给大家看，并说这只箱子就是给她带的，希望她来拿去。汪大铭等人找到伟明，劝她到船上去见父母一面。她不肯，说：“不行，父亲肯定会抓住我不让我脱身的。”汪大铭说：“我给你保险，你父亲如果强拉你，我一定把你夺回来。”这样，她才拉着汪大铭一起上船去。谁知一上船，她母亲就拉住她大哭大叫，并要船老大马上开船。郑伟明拼命挣扎并呼救。汪大铭帮她挣脱了手，掩护她逃上岸去，自己也转身跳上岸，这时船已开动了。船越开越远，隐隐还听到她母亲的哭声。那只黄色的小皮箱还在船头放着，随着江水起伏摇晃。
出生在泰国的女孩钟时、许可、林苹，在泰国都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家。但作为中国人，她们不愿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外敌欺凌，不愿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外敌蹂躏，祖国濒临危亡使她们忧心如焚，她们决心回国参加抗战。钟时在哥哥结婚的那天，破例地让妈妈给她戴上手镯、项链等金饰，准备就用它们作为回国去延安的路费。她偷偷地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于1939年1月15日下午，与许可、林苹一起登上了太古公司的轮船，躲在甲板上的牛栏里，在牛群中度过了不眠的一夜。第二天一早，钟时的妈妈、哥哥和父亲公司的总管乘小船追上轮船，劝说她回家。面对慈祥的妈妈，钟时却毫不动心，意志十分坚定，她对妈妈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我就跳海了！”“妈妈！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就会回来的！”妈妈见女儿如此坚决，知道无法挽留，只得流着眼泪，默默地祝愿女儿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早日回到自己身边。她把身上带着的泰币全都留给了女儿，抽泣着乘船回去了。此后，钟时再也没有见到妈妈。
像这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的女孩子还有很多很多。
香港青年尹惠君，原是一位富家小姐，她却一心想到内地去参加抗战。她母亲为这个独生女儿的决心哭得死去活来。然而，她依然果敢地登上了开赴广州的火车。
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孙从耳，刚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学成归来。1939年夏，她自上海来皖、赣一带写生，途经皖南，闻得云岭驻军有一个“绘画艺术的组织”，便来战地服务团看看，找到团长并经交谈后，为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所感动，决心留下来参加工作，坚信自己手中的画笔一定能为抗战作贡献。
还有不少年轻姑娘，在投军的路上，在兵荒马乱中，有的被日军飞机炸死，有的被流弹击中，壮志难酬身先死……
投奔抗日的地方
1938年3月2日，浙江龙泉溪中有一条小船正顺流而下。三月的龙泉溪已洋溢着春意，溪水晶莹碧透，游鱼历历可数，沿岸翠竹摇曳，绿意浓浓，但在小船里的十个男女青年却无心浏览这旖旎的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