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只想赶紧离开令人失望的“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投奔到真正抗日的地方去。
浙江镇海望族的小姐李又兰、李采芝及好友乐群就在其中。她们三人与另外七位男青年曾满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情，报名参加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指望在训练团里先学些本领，将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但是，单纯的青年学生受骗了，训练团里根本没有抗日的气氛，却有着对进步青年的压制和管束，甚至打击。
此时的延安已成了革命青年心目中的明灯，他们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终于，他们寻找机会，逃离了训练团，跳上了事先雇好的小船，悄悄地但又是急急地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去，到那里，就可以被介绍到延安去了。
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争夺青年。一群浙江青年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国民党鹰犬的注意，武汉警备司令部一位青年军官以同乡会的名义来“看望”他们，名片上写着“武汉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乐济书/浙江镇海”。他认真地劝说青年人“不要到那边去”，“还是在我们这里工作，你们愿到哪里，包括香港、重庆、桂林在内，都可以从优”。
乐群带头表态：“我哪里也不去，我们是到武汉来读书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情报科长无功而返。
年轻人料想这位“热情”的同乡还会再来，李又兰和乐群想了个“鬼点子”，先由李又兰给镇海家里拍了份电报，故意声称要返乡读书；然后，几个年轻人又是到饭馆吃饭，又是到戏院看戏，显得很阔气，而且对政治毫不关心。那位同乡果然很高兴，表示要欢送他们回乡。他哪里想到，这些年轻人早已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在周恩来的指点下，悄悄打点行装，又通过潘念之、沈钧儒给叶挺军长写了封介绍信，在一个早晨，他们戴上借来的“浙江省回乡服务团”的袖章，踏上江岸码头上的轮船，离开武汉，扑向了革命的怀抱。到1938年9月，李又兰、乐群她们已在泾县章家渡兵站张开双臂，迎接其他战友的到来了。
走上前线
陈毅曾经在与女战士开玩笑时说过：“部队行军打仗，不能有女的，古时候上战场时，连母马都不能有呢！”〔1〕千里行军、长途跋涉，确实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耐力。女孩子看上去是那样的纤弱、娇柔，时时尚需别人的照护。但这是在特殊的年代，她们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许多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子硬是凭着她们为了家国、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信念，凭着她们瘦小身躯里迸发出的坚韧的意志和毅力，勇敢而顽强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毫不退缩。
1938年8月，从温州到云岭的大路上，行进着大队人马，其中三位瘦小的、学生模样的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她们身穿白麻纱短袖上衣，短黑裙子，脚着力士鞋，分别背着床单、薄毛毯和洗刷用具。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挥汗如雨。但她们随着队伍一边行进，一边高唱着抗战歌曲，精神抖擞，情绪饱满，为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兴奋不已，炎热、疲劳，全都抛在脑后。
三个姑娘中，戴着眼镜、文静秀气的是张西雷，她的同伴是罗伊和季尼。
张西雷是张太雷的女儿。张太雷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27年他主持发动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遭敌袭击不幸牺牲。消息传到家乡常州，张西雷的祖母受到刺激而中风瘫痪，本来已十分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张西雷和姐姐、弟弟都还年幼，全家仅靠母亲一人拼命干活，挣得一点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全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日本侵略军的战火烧到常州，住房被烧毁，她和妈妈、姐姐轮流背着祖母，逃难到了乡下。未满16岁的张西雷决定去寻找党组织，以继承父亲遗志。
1938年春天，张西雷只身来到上海，找到同学罗伊，并在她家住下。在苏州女师同学吴博、王珍的帮助下，她们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张西雷被安排到北京路的安养收容所工作，同难民们生活在一起，教他们识字，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
8月，上海地下党决定组织一部分难民以到江西垦荒的名义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张西雷、罗伊、季尼也随队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乘船航行，他们在浙江温州上了岸，稍事休整，即向泾县云岭进发。从温州到云岭，要途经青田、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淳安等县城，全靠开动双腿。带队的周林、宗瑛夫妇，看到三个女孩实在太小了，在休息的时候找她们谈话，告诉她们说：“往后的路程都是步行，还有很多路要走，你们体力可能不行。现在为一些体弱的同志安排了一条船，你们就和他们一起坐船走吧。”
“不，我们身体很好，不怕吃苦，出来革命就是准备吃苦的，让我们跟大家一起步行到新四军吧！”三个姑娘坚决地请求。
在这千里征途上，他们背着背包，一开始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但几天以后，脚上打起了水泡，腿也红肿了，真的要走不动了。而且，一路上，渴了喝溪水，夜晚住破庙，吃的是发了霉的救济粮，十分艰苦。
这支疲惫的队伍旁边经常有几个穿着讲究、挺括的男女，他们或前或后地纠缠着、劝说着：“别往前走了，到我们这里来吧，每月工资有20多元，还可以做大官，过富裕的生活。”而回答这些引诱的则是嗤之以鼻，姑娘们大声回答：“我们到江西去垦荒，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人动摇，没有人叫苦。
一次，罗伊和季尼又被人叫去，告诉她们：“前面就是前方了，部队整天打仗，女同志去前方不仅有危险，还要派男同志保护，增加部队负担，你们就留在地方工作吧。”又说：“张西雷是烈士的女儿，部队要保护她到前方。”两个姑娘一听，急坏了，立即表示：“我们不怕危险！我们不要照护！我们坚决要上前线去打鬼子！”
真是一波三折，一路上的困难没有吓倒她们，倒是组织上的关怀差一点使她们当不上新四军。当然，她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终于在步行了一个多月后，到达了泾县云岭。第二天，就穿上了军装。
同样随难民垦荒队投奔新四军的还有上海姑娘陆迅行、高敏、陆若勉、沈爱萍、何林、姜明、杨勤、夏希平等。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使她们无比欢欣。
从武汉、南昌到皖南，这支队伍中的女兵并不多，她们大部分是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团员。新四军成立后的头几年里，战士总数约一万多人，其中女战士从几人、十几人、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二百多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女兵队伍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有陆续来参军的，也有陆续离队的，女兵总数都未再增加。但就是这二百多位新四军女战士，却创造了军中新记录，军中有这么多女同志，是前所未有的。
1938年2月18日，新四军军部开会纪念“三八”妇女节，项英副军长作了《我们的女战士》的长篇报告，对女兵的工作和学习给予了高度评价。报告说：
新四军的“女兵”已成为大江南北敌前敌后最活跃的战士，成为抗日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成为新四军战斗力之一部，战斗胜利的不可少的力量之一。
我们的女同志，两年来，已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革命军队的生活中，锻炼成为革命的新女性。这种新女性，有前进的思想，艰苦的生活，严肃的精神，独立的工作，战斗的热情，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起自己的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民族、为社会、为妇女本身的解放而战斗。”
巾帼轻骑兵
当抗战的烽火燃遍苦难的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革命武装队伍分别在一北一南给日军以重创之际，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应运而生。
1937年8月12日，一个以宣传抗战为主的剧团在延安成立。这就是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抗战的消息传来，延安抗大的学员纷纷要求提前毕业，每天都有人往前线开拔。丁玲的心情为之激荡，她和20几个有着共同目标和追求的抗大学员一起，提出“抗战高于一切”的口号，组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样一个文艺团体，离开延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西北战地服务团里人才济济，个个多才多艺。他们于9月份离开延安，东渡黄河，途经山西临汾、太原，又奔赴潼关、西安，进行了10个月的宣传演出。一路上，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能为北方群众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灌输给群众。沿途群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演出，听到这样的道理，像着了魔似的，一直跟在服务团后面，不肯离开。
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7月回到延安，11月，由周巍峙率领，第二次离开延安，再赴前线。他们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以革命的大众的文学，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5年半时间，创作了大约三百多首（部）歌曲和剧本，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当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时，在东南地区，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和大江南北敌后战场，也活跃着一支战地服务团，那便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新四军筹建之初，叶挺、项英、李一氓等就商定尽快招收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组成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为抗战服务。留日学生杜宣（原名桂苍凌）、吴晓邦、韦布召集了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秦昌康，在武昌上中学的桂冰吾（杜宣的妹妹）、吴晓邦的学生沈光、韦布的夫人周敏和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李增援和黄若海等十余人，在李一氓和他的秘书徐平羽的支持和帮助下，由汉口来到武昌，成为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最早成员。后来，服务团人员不断增加，达到一百多人。他们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宣传演出。在南昌街头，人们经常看到，一些身穿灰色粗布军装、佩戴“抗敌”臂章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刷标语、贴漫画，有的演出活报剧，还有的教唱革命歌曲或发表演讲，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南昌各种文艺团体和抗日宣传队中，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名气很大，十分显眼。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昌是国民党蒋介石“剿匪总指挥部”所在地，南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以及成立新四军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多。所以，当服务团团员们冒着料峭的寒风，踏着风雪，高唱抗日歌曲，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时，市民们立即报以关注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露出赞叹的神情。有了这一支活跃而得力的服务团，南昌城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得以高高飘扬，群众的抗战热情日益高涨。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战地服务团团员发展到400多人，其中女兵将近一半。服务团下设戏剧组、民运组、歌咏组、绘画组、舞蹈组等。在云岭的三年，皖南的村村户户几乎都留下了服务团员活动的足迹；云岭的青山秀水无一处不回荡着服务团团员嘹亮的歌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带领着一群“抗日的战士、革命的青年”，奔波于皖南地区，活跃在大江南北，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战地服务团被誉为“铁军轻骑兵”，在这支轻骑兵的行列中，几近半数的巾帼轻骑兵发挥了无可限量的作用，她们在舞台上、在生活里都出演了极其重要又极其成功的角色。〔1〕
服务团的笔杆子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荟萃了一大批俊男靓女，他们和她们中不少人都成了戏剧组的台柱子，不仅会演戏、会唱歌，还能诗善文，自己动手编写剧本。几位出色的女演员中，有的以她们俊秀、端庄或活泼大方的形象和气质令人久久难忘，有人则以自己的文采和才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八路军临汾学兵队来的王于耕就是这样一位才思敏捷的姑娘。
抗战初期，山西临汾街头乱纷纷地挤着难民和流亡学生，战争使他们流离失所，战争也使他们充满了复仇的欲望，他们在寻找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机会。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打着抗战的旗号，趁机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拉拢青年学生。眼看着进步的青年学生报国无门，中共北方局决定行动起来，迅速将大批流亡学生吸收并组织起来，经过训练以后，一是作为扩大八路军主力的来源，二是派到急需干部的地方去发挥作用。这就是临汾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八路军学兵队”，队长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何以祥，刘少奇、杨尚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