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张将军。将军一生征战，解放前征战于枪林弹雨，解放后征战在国防科技领域，青萍宝剑一生挥舞不停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受命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在茫茫戈壁滩上率领国防科技大军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一个又一个科技堡垒，成功地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火箭的升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等国防科技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在这一切成功的背后，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李又兰的身影。“风风雨雨生死与共神州五十春秋，洋洋洒洒形影相随玉成百年姻缘”，在李又兰与张将军的金婚庆典上的这副对联恰是他们百年之好的写照。
特殊战线的战友
最应该得到李又兰相思红豆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好朋友乐群。当年19岁的乐群从上海爱群女子中学毕业后回到镇海，认识了李家大小姐又兰。为避战乱，李又兰也是刚从上海回小港，俩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一腔爱国热情把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俩人一起报考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在“训练团”真反动、假抗日的沉闷空气里，她们偷偷地阅读进步书刊，又一起设法摆脱“训练团”和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在周恩来和南昌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和李又兰相比，乐群更大胆些，性格也较开朗，新四军女子八队成立后，她因文化程度比较高，被分配到八队当副队长。南方姑娘特有的细腻、温和，使她像一位大姐似地关心着队里的同学。她配合队长于晶把八队搞得红红火火。
在皖南军部，她和李又兰在不同的岗位上奉献着青春。皖南事变前，乐群奉命到上海，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应从皖南出来转道上海到苏北的新四军干部。
乐群的父亲原是一家洋行的资方代理人，后来经营一家杂粮店和南北干货行兼及药材批发，逐渐发家，曾担任上海什粮同业工会的常委和执行委员，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女儿从事革命活动。地下交通站的活动经费全部由他提供。皖南事变以后，乐群在自己家里雇了两个裁缝，专门为新四军干部打点行装。经她手接应的几十位新四军干部和伤病员都顺利到达盐城新军部。她还通过父亲筹集了一笔外汇，寄给困居在新加坡的叶挺军长的夫人李秀文，帮她回国与叶军长团聚。
最让她难忘的是有一次护送李又兰去镇海的经历。
1943年春天，乐群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党组织要她在日寇占领下的宁波市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收集情报，保护同志，接应过往宁波的领导同志并护送他们前往浙东解放区。于是，她乔装打扮，住进了宁波城里伪盐务管理局的一栋小楼里。人人都知道她是日本宪兵队里的汉奸王福林的表姐，却不知王福林也是地下党。由于乐群祖籍镇海，其父开设在上海、宁波的南北货土产公司颇有名气，有一定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她巧妙地利用这些条件，打入敌人内部，以一个富商巨贾的千金小姐的身份，经常出入于一些汉奸、商人的家里，与他们的太太们打牌、跳舞，以完成自己的秘密使命。
当时的浙东处于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拉锯”地区，从宁波到浙东解放区，一路上关卡多、盘查严，有水路，有陆路，环境十分险恶，六七十里的路很不好走。但乐群却从容应对，一次次顺利地往返其间。在她大衣的垫肩里或精致的小钱包里藏着从日本宪兵队带出来的情报，上船下船时，她各种“证件”齐全，加上一肩波浪长发，一双时髦的高跟皮鞋，做工精到的旗袍外面披一件入时的大衣，派头不小，气度不凡。
但是，护送李又兰的那次却差点出了意外。
因为日伪对苏北根据地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组织上决定让女同志转移出来打埋伏或投亲靠友。李又兰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转移到了黄海边上。在一次日寇的狂轰滥炸以后，李又兰等人再次转移。她历尽艰险到了上海，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护送的任务交给了乐群。
经过生死劫难的好朋友再次相聚，心情都十分激动，一路上俩人畅叙着别后的思念。当走到叶家湾时，不见前来接应的同志，竟撞上手持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日寇正发动一场对镇海以北地区的大“扫荡”，指挥部就设在叶家湾。
机警的乐群沉着地对李又兰说：“敌人已发现我们了，现在只能向前走，不能跑，你跟着我，看我的眼色行事。”她手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房对围上来的日本兵说：“我们到亲戚家去！”
还没等日本兵回过神来，她俩已沉着冷静但又快步走到了楼前。日本兵敲开了大门，主人一见是乐群，后面又跟了一群日本兵，立即明白了，故意放开嗓门大声说：“啊呀，你们怎么才来呀！姨妈早就等着你们了！快上楼去！”
主人叶志康是当地有名的绅士，是乐群结识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之一，他同情抗日的队伍，表面上也与日本人周旋。此刻，他家里正驻有日军指挥官。此时的叶家对乐群和李又兰来说反而成了安全的庇护所。
一个星期后，日本鬼子撤走，她们才告辞了叶家，继续上路。
在浙东的三年，乐群充分施展了她胆大心细、临危不惧的才能，以机智巧妙的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勇，不仅为浙东区党委收集了大量情报，还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皖南期间，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是她的未婚夫，未及成家，俩人即劳燕分飞，乐群被派往上海、宁波建立地下交通站，李子芳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押解到集中营，受到非人待遇，最后惨遭杀害。乐群把痛苦深埋心间，全身心地致力于工作。打入敌巢的工作与在新四军军部时大不一样，肩上的担子更重，危险性更大，须处处小心，既要为党工作，又要善于隐蔽自己、保护自己，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智慧啊。
日本人投降以后，组织又指派乐群回到上海，从事我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她把全家人都动员起来，在浙东游击队和苏北解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人员和物资顺利地一次次来往其间。
这时，一直从钱财上支持女儿工作的父亲已经病逝，乐群住在上海的大哥大嫂家里。大哥经营水上运输业，经常来往于上海到宁波、上海到苏北的途中。乐群的丈夫竺禹襄（1946年结婚）原是纱厂职员，1942年自行经营纱布，后来又开始经营船运，为浙东游击队和苏北解放区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为此一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运输途中，为逃避国民党巡逻艇的追击，不幸中弹牺牲；竺禹襄因为反复出入苏北，还从苏北带回地下党员，引起敌人注意而被捕入狱，船只也全部被扣。
本来这就是一条极为险恶的水上航线，为阻止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水上的关卡也特别多，而乐群却不辞险恶，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关系，一次次冒险出入海关，即使这样，货物还是常常被扣。这次家人的牺牲，爱人被捕入狱，船只被扣，她尽力活动。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为营救丈夫，她变卖了所有家产；三个月后，组织上凑了一大笔钱，又通过国民党内部中共地下党的关系，终于把竺禹襄保释出来，可是船只却要不回来了。
解放后，乐群在上海市民政局工作，任局党组成员、组织处处长。1957年，性情耿直的竺禹襄被错划为右派，因思想不通而服毒自杀。乐群自己也多次被审查，但她性格坚强、豁达，淡泊名利，带着惟一的儿子，孤寂而平静地生活着，对党充满信心而对组织无所求，民政局的同志无不叹服，认为她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白衣女兵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汉口新四军办事处，叶挺军长正在和几位知识分子交谈，他们是军医处处长沈其震从上海请来的几位医生。受新四军军部的委托，沈其震负责筹建新四军医院。受命时，只有他一人。“七七”事变前，这位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正在天津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医院。全面抗战开始后，他毅然关闭了医院，只身来到上海参加抗日救护工作。沈其震1925年到过广州，在那里结识了叶挺。叶挺受命担任新四军军长后，亲自到上海把他请来，请他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并筹建新四军医院。沈其震不辱使命，到任后，立即去上海，从报名参加抗战的医生名单中挑选了盛京医科大学的宫乃泉和上海医学院的吴之理、郑乃光、戎和卿。到了汉口后，沈其震请来了叶挺与他们见面。叶挺的风度和谈吐令几位医生钦佩不已，新四军坚决与日军作战的决心，更使他们倍受鼓舞。
眼看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心中早已愤愤不平，相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虽然装备不如国民党军，但其抗战的行动却令世人瞩目。如今这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发出诚心诚意的邀请，他们无不慷慨激昂，甘为抗战效力。宫乃泉放弃了自己在上海开办的医院，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拿起手术刀，为抗日将士救死扶伤，贡献青春和技术，成为新四军中著名的“一把刀”，史沫特莱称他是“一位长着一副艺术家的头脑和双手的有才华而又极其细心的宫医生”。吴之理，这位上海医学院的高材生，不仅自己决心参加新四军，还到长沙接来了同学、恋人章央芬。1938年1月，章央芬到了南昌，成了新四军中第一个女大夫。
四军中第一位女大夫
章央芬原名章茂兰，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在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里，全家在生存的道路上苦苦挣扎，过着清贫的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温良贤慧，主张穷不失志，她经常对自己的六个子女讲优美的民间故事，讲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孩子们从小就有了分清真与假、正义与邪恶的本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章茂兰17岁，是苏州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这位大胆的女生与同学一起，汇入了几万名爱国学生队伍中，从苏州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令学生们始料不及的是：蒋介石不仅自己采取“不抵抗主义”，将东北三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许青年人抗日，将请愿的学生训斥一顿后，交给全副武装的军警押上火车，运回苏州，许多想投笔从戎的男同学在第二天竟被杀害。消息传到学校，章茂兰和同学们流下了伤心而愤恨的泪水，她不理解：“为什么抗日有罪？为什么爱国者反而要惨遭杀害？难道要我们做亡国奴？”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救国团，请来了老师讲解军事知识和战地救护技术，倔强的姑娘们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然而，两个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以放寒假为借口，通令家长把学生硬拉回家。章茂兰回到无锡老家，仍念念不忘学医。在深明大义的父母亲的支持下，她利用姐姐章央芬的毕业证书，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从此以后，她的名字就由章茂兰改为章央芬。
参加抗日战争，做一名军医，成了章央芬的理想和动力。五年后，她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分配到南京中央医院实习。不久，“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攻打上海，中国守军浴血奋战，一批批伤兵转送南京，中央医院变为伤兵医院。章央芬每天面对伤员，竭尽全力救治他们，为危难的祖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上海沦陷后，南京的国民政府逃跑了，他们将伤员全部留在南京，下令中央医院医务人员撤到武汉。章央芬随医务人员撤到武汉后，又转到长沙湘雅医院，后又转到湖南桃源。她人虽然离开了南京，但心却还牵挂着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她哪里知道，南京沦陷时，兽性大发的日本侵略军，完全置国际法和日内瓦红十字公约于不顾，不仅杀害了几十万解除武装的军人和平民，而且袭击医院，留在医院里的数百名伤病员、医生、护士均遭杀害，惨绝人寰的强盗行径令人发指！
吴之理到湖南找到章央芬，动员她也到新四军去。叶挺的风度和谈吐曾深深地打动了吴之理；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经九江移驻南昌的途中参谋长张云逸特邀三位医生同坐客车的优厚待遇，又使吴之理体会到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他坚信，在新四军里一定可以有所作为。而章央芬对蒋介石政府的所谓抗日早已失望，对国民党军医系统的腐败也深恶痛绝，吴之理的到来，使她下了决心。她立刻从桃源赶到长沙，向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请求准其上前线抗日。沈克非劝她：“一个姑娘家，上什么前线？”但章央芬决心已定，坚持要走。沈克非只好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到新四军去，那你的毕业文凭就拿不到了。”章央芬谢绝了院长的挽留，干脆地答道：“国难当头，一张文凭能有什么用？我不要了。再见，院长！”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