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锦回乡，在镇海县出资组织小港镇抗敌后援会，设救护担架队等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
满怀抗战热情到“青年训练团”的这几位镇海青年，一心指望学到抗日的真本领，想不到，这里竟没有他们所期望的抗日气氛，更看不到国共合作的新气象，国民党军队的军阀作风、法西斯式的教学手段和内容，更使他们感到十分失望和反感。他们经常聚集在僻静的溪滩边，互诉对训练团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为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而焦虑。
李又兰喜欢读书，经常和好朋友乐群一起偷看进步书籍。一次，“训练团”的女军官从乐群被褥下搜出了进步书籍，大为震怒，把她们俩人叫去训斥了一顿，还对她们搜身，严重地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心。她们下决心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不抗日的地方。
一个星期天，这群年轻人又到溪滩边碰头。李又兰拿来一张包山芋干的旧报纸，上面刊登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一些消息。延安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兴奋地议论着、商量着。李又兰是大姐，平时又很稳健，她和乐群及另一个年龄较大的汪波就成了大家的决策人。
10个年轻人终于想好了行动计划。小伙子事先把便装以“寄回家去”的理由从仓库里找出来，寄存到附近的小商店里，到约定的这一天分别以各种理由请假外出，取出便装；李又兰和乐群则借口送妹妹采芝看病也溜了出来。十个人挤在小小的船舱里，不敢露头。小船在波光粼粼的龙泉溪水中顺流而下，等船行了许久，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舟车交替地颠簸了几天，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异口同声请求到延安去。周恩来看着这群不到20岁、有的甚至只有十五六岁的青年人，爱意顿生，亲切而慈祥地对他们说：去延安的路现在不好走，再说那里人口已经太多，粮食也很紧张，你们都是南方人，到那里吃小米也不习惯，不如到新四军去吧。
在周恩来的指引下，这十个年轻人来到了新四军，成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战士。李又兰和妹妹李锦在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李志光到了岩寺后，参加了随一支队出发的小分队，与余伯由为组长的几个人一起进入敌后。后来部队换防，又回到军部，他被分配到章家渡兵站做会计工作。年轻小伙子，满脑子都想着拿枪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谁知却拿起了算盘，成天与算盘珠子打交道，而且一干就干了9个月，多窝囊啊！小伙子终于按捺不住，一次次地找军首长提要求：“自己当兵了，却连枪炮都摸不着，算什么兵啊？换一个女同志来干会计吧，让我上前线！”终于，军部首长批准李志光作为教导总队第三期学员，到机炮连学习。虽然暂时上不了前线，但总算可以摸到枪炮了，李志光高兴得一蹦三跳，学习别提有多认真了。很快，他又被抽调到教导总队专门培养营以上干部及青年干部的干训班学习，直到1940年8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机炮连任干事和教员。
在皖南的三年，李志光也可谓“多灾多难”。先是经受了辣椒的考验。初到皖南时，他所在的团里大多是湖南平江人，特别爱吃辣，无辣不下饭。这可苦了这个浙江小伙子，面对着一大盆辣辣的菜，实在不敢动筷，只好吃白饭。但长期不吃菜也不行，最终勇敢地学着吃一点，然而，由于不习惯吃辣，吃一点就上火，身体很不适应，结果还得了疟疾，一到发作时间就发烧。后来在老百姓的指点下，用爬山“躲”的方法，居然躲过了发烧时间而不药而愈。
刚当兵时，由于年龄太小，没有生活经验，身上还长了许多疥疮，别人长一个、两个，他却生了一大片，每次清洗这些疮时，不仅耗时，而且气味难闻，教导队医务所的护士见了都有些害怕，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只好转到小河口后方医院。令李志光终生难忘的是医院的一个小卫生员，年龄比自己小一岁，还有近视眼，每次给他擦洗换药，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小卫生员忍着臭，低着头，仔仔细细地一点一点清洗、涂药。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联系，不知他怎样了，这份感激和思念将永存心间。
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形势十分紧张。军部原想固守云岭，命令大家挖工事，筑战壕；后来又要转移，每天练行军、跑步、爬山，因为运动量太大，李志光疝气发作，病倒了。12月27日，军部派担架抬着他离开云岭，经麻岭坑到太平，回到了宁波家乡。皖南事变枪声响起时，他正在家乡医院的手术台上动手术。一个偶然的缘故，他未曾遭遇皖南事变。
抗战胜利后，李志光在浙东支队任作战参谋，1946年参加干部大队，随黄克诚将军奔赴东北，改行当了公安局长。在白山黑水之间，他指挥过一次次剿匪除奸的战斗。1949年调到东北公安部任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赴朝，任火线师参谋长，打过无数次硬仗。当年连枪炮都摸不着的小伙子已成了身经百战的铮铮铁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对台广播，离休前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至今仍笔耕不辍。
一同参加新四军的三个人中，遭受了更严峻考验的是妹妹李采芝。她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两次越狱都未成功，最后由父亲李善祥化了装去看她，通过关系，把她保了出来。
李又兰还有一个小妹妹。当李又兰和大弟李志光、大妹李采芝投奔新四军时，小妹妹小，在家乡由妈妈带着随父亲一起为义务救国而奔忙。1942年，年仅16岁的小妹李采荷（李艺）在何克希指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前身）当上了一名女兵。1943年深秋，李艺所在的四明山总办事处流动宣传队解散，她和另一位女兵到浙江鄞西的一个小村庄做民运工作，于春节前夕不幸被捕，在集中营里渡过了近三年光景，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直到日寇投降，国共签订“双十协定”，她才离开集中营，1946年回到解放区。1994年去世。
在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里，出身名门望族的这四位同胞姐妹兄弟，每个人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形影共相随
都说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我在这最美的季节来到了北京〔1〕。祖国五十华诞后的北京更是妆扮一新。
北海后门。什刹海依然垂柳依依，鲜花簇簇。冬泳的人们已经在“海”里扑腾开了，据说从这时开始逐步适应水温，那么到了即使是飞雪、冰冻的严冬，下水的时候也不会感到寒冷。“海”的西岸边，有一排古董、古籍市场，使一条本不怎么宽的海岸显得古朴、凝重。而在它的东岸不远处，有一座不起眼的院落。院里住着一位将军和他的夫人。女主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对象，现任张爱萍办公室主任、昔日的新四军女战士李又兰。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好朋友王桂花出于对他们的仰慕，特地陪我一起前往。
在约30平方米的客厅里等待女主人的时候，我们浏览了一下客厅：厅里摆了一圈简朴的沙发，两边沙发的茶几上相对地放着两个花篮，那是重阳节时张爱萍将军的学生和单位赠送的，上书祝张老健康长寿、祝贺张老九十华诞的贺词，难怪客厅里还有着喜庆的气氛呢。正面墙上有一幅照片，一棵蓊蓊郁郁的大榕树，上首题有一诗。那是张老1987年9月回四川达县家乡时照的。面对着自家老屋门前这棵经风沐雨的老榕树，张老感慨万端地抒发豪情：
门对青山一老榕，
风霜雨雪犹葱茏；
岁月如流沧桑变，
顶天立地傲苍穹。
窗外花园里，竹影婆娑，风吹过，微闻飒飒之声。
1966年从无锡带回来的翠竹盆景，因“文革”开始，“吟花弄月”自是不妥，加上主人遭受囹圄之灾，而将它埋于窗前地下。十年后，历尽劫波的主人回家一看，院中竹叶婆娑，绿影窗前，已成葳蕤一片。真可谓：“窗前千竿竹，傲霜十年重。新笋破坚土，阵阵报春风。”〔1〕
无论是老榕树还是窗外的千竿竹，都可以看出主人的风格和精神，如此苍劲，如此富有生命力，令人叹服。
走廊里传来一阵轻捷的脚步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高挑挺拔、容貌文静典雅的夫人，她皮肤白皙，着装朴素，戴着一副浅色眼镜，过耳的短发整整齐齐，娴静、端庄，干练而又充满了书卷气。怎么看也看不出她已过80高龄。造物主真是神奇，要知道这是一位从18岁就投身抗日战争，在皖南、在苏北、在淮北，在战争的烽火中摸爬滚打过来，又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女性，岁月的沧桑竟然没有写在她的脸上。这是否反映了她平静的心态和处变不惊的性格？也许正是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烈火把她锻造成这样一位秀外慧中、外弱内刚的女性，也许她的骨子里就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我在她妹妹李锦家里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有四位美丽的姑娘，其中的李又兰确实极有大家风范。照片上的她温柔端庄，恬静文雅，有一张典型的东方美人式的鹅蛋脸，比现在要丰满多了。那时，她叫李幼兰，人跟名字一样美。我问她，您的名字到底是“又兰”还是“幼兰”？她淡淡地笑了一下说：“年纪大了，还是写成‘又兰’吧。”
李又兰一手独特的速记本领，后来成了她与张爱萍缔结百年之好的“红娘”。
皖南事变前夕，李又兰和军部其他非战斗人员一起被护送突围离开皖南，她先到上海，后到苏北，在华中局党校工作。1942年1月至3月，华中局在苏北单家港召开扩大会议。那时候，没有录音设备，首长做报告时，全靠用手记。有一手速记技术的李又兰就被抽到会议上来了。扩大会议期间几乎天天开会，凡开会，李又兰必定要做速记，会后还要整理成文。当时身为师旅干部的张爱萍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下，李又兰则坐在台上主席台侧的一张小桌子旁，面前一大把削好的铅笔。
李又兰美丽的脸庞、端庄的仪容、娴雅的风姿，牢牢地吸引了张爱萍的视线。直到后来，老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供认不讳”地说：“又兰在台上，我在台下，经常看到她。我觉得这个女同志长得很秀气，人也很聪慧稳重，有一种大大方方的风度。我感到此人不错，便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1〕于是，张爱萍开始了大胆、热烈而执着的追求。
契机总是有的。
扩大会议期间，刘少奇要张爱萍作关于创建九旅这支部队的报告。半年前，张爱萍是新四军第三师九旅旅长。在他的率领下，九旅很快在战斗中成长提高，逐步完成了从游击队向正规化部队转化的过程，受到刘少奇等同志的高度评价。因此，刘少奇指定他在大会上作如何从游击队成长为正规化部队的报告。报告的记录者和整理者正是李又兰。从此，他们的接触多了起来。
没有现成的稿子，但凭着张爱萍的才华，把自己的思想和做过的事情理一理，向大会报告是不难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李又兰在台侧飞快地记。是心灵的电波，还是冥冥中的红线？总之，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整理出来后，一篇思想与文采俱佳的好文章呈现在张爱萍的面前。“军中才女”的评价使张爱萍的追求更加锲而不舍。他居然要拜李又兰为师，跟她学速记。
张爱萍英俊儒雅、文武兼备的风度和气质其实也打动了李又兰的心。他们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已完全不用组织介绍，两心已经相印。他们是军中极少的一对不靠组织做工作而完全是自由恋爱的情侣。扩大会议结束前夕，她接受了张爱萍送给她的“礼物”，一样是带皮鞘的不锈钢匕首，另一样是军鸽腿上的银圈——实际上是收下了张爱萍一颗火热的心。当天晚上，她熬了一个通宵，用一手秀逸工整的书法，把刘少奇在扩大会议上做的报告仔仔细细地抄写一遍，送给了张爱萍。分手以后，这份手书的报告可以时时伴随着她心中的他，“见字如面”，比其他任何礼物都更有意义。
张爱萍的三师离李又兰的华中局党校约15公里。这点距离是隔不断俩人的思念之情的。在星期天，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匹白马在路上奔驰。小河湾、柳树林、湾月下、古槐旁，有了一张张“定格”的照片，留下了一双恋人的身影。终于，这匹白马载走了张爱萍的新娘，一间小草房成了他们的新房。百年之约从此缔结。
从1942年携手起，他们已经相依相伴、相濡以沫地共同走过了60多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聚少离多，还是“文革”期间同经苦难，李又兰始终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温婉柔静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烈而不渝的感情、倔强而凛然的气慨，她用自己瘦弱但坚强的肩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