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皆有此例，更有许多女子一辈子都没有名字，在家称“丫头”，出嫁后是“某氏”，女人是上不了家谱的。但是毕竟时代是在前进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封建势力已抵挡不住民主自由的呼声，女子们终于可以陆续走出家门，走进学校，走向社会，已经可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了，名字也才真正地有了意义。在新四军这个崭新的战斗集体里，女兵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新的生命诞生了！”“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改名，反映了革命青年追求新生活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年青人的革命决心和精神风貌。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时代精神吧！
红豆寄相思
在京的新四军老战士一年一度的聚会临近了，今年的聚会李又兰决定去参加，而且要把家里的那包相思红豆带上。虽然有好几次聚会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参加，但是对当年并肩战斗、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思念之情一刻也未曾停止过，对当年转战过的皖南、苏北、淮北等地，无论是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是那里可亲可爱的百姓，也多少回魂牵梦萦。李又兰在题诗中写道：“共忆幸福来不易，永葆青春爱心贵。”这生在南国的红豆，本是寄托相思之物，今天，就把这相思红豆与战友、姐妹分享，让大家把对新四军的爱，以及战友之情、姐妹之谊永远保留在心田。
虽然每人只分到一颗，但直到如今，与会的姐妹都珍藏着这一颗红豆，珍藏着战友间一份真诚而永不忘怀的思念！
难忘速记班
女兵们聚在一起，话题总也离不开当年，人也仿佛变得青春年少、英姿飒爽了。李又兰情不自禁地忆起了在皖南军部做民运、做速记工作时的往事。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还未开完，项英就从延安回到云岭军部，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年青人。这位年青人约20岁左右，但却显得精干老练，眼睛里透着智慧。他就是学过中文速记的任之，项英把他带来，是想让他为新四军培养一批速记人员。
速记是一项具有较强技术性和保密性的工作，在挑选学员的时候，军部严格规定必须有大中学文化程度，还必须是中共党员。一批优秀的年青人就到了速记班，第一期速记培训班的学员有14人，其中女学员10人：吴博、程瑞蒙、李又兰、谢志诚、方卓芬、沈苏凌、周志申、田淑范、巴烽容、瞿文敏，男学员4人。
李又兰入伍后被分配在军部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抽调她到速记班之前，她正在章家渡忙着处理一桩婆媳纠纷。
在封建势力的压制下，旧社会女子的地位是最底层的，尤其在农村，她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主，“三从四德”是她们的本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丈夫死后，婆婆可以把媳妇随意卖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这种典型。皖南农村也有这种风俗。章家渡是青弋江沿岸的一个重要商镇。解放前泾县的土特产与农副产品，大都由青弋江水路外运至芜湖、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大宗民用工业品，也经由青弋江运至本县。新四军驻扎泾县期间，章家渡曾为屯兵、集粮中转站，许多从外地到云岭的青年都是经章家渡兵站接应，然后转途往云岭的。章家渡虽然商贾云集，来往客商带来的信息也多，但封建习俗却没有带走。新四军民运组在章家渡的工作使那里的中青年妇女开始觉醒，婆婆们怕媳妇上夜校、到妇抗会后“走散了脚头”、“不安分”，或者以后会去当兵，有些反对，经常拖后腿。民运组的姑娘们为了宣传抗日，也为了提高老百姓的觉悟，动员她们出来，去拜访她们家，和她们家人拉家常。姑娘们活泼开朗，态度和蔼，那些老婆婆们见到她们也很喜欢，会亲热地拉着她们的手嘘寒问暖，经常问“多大年纪啦？”“家里还有什么人啊？”之类的话。当年的李又兰18岁，妹妹李锦（李采芝）才15岁，还有更小的，老人家听说小小年纪就出来当兵，感到很惊奇，拉着李又兰的手说：“你们家里怎么舍得的？你们不想家吗？真可怜！”有时还会掉下泪来。虽然如此，她们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或媳妇出去学习和工作。
李又兰当时住在章家渡老乡家里，附近一户人家的婆婆因儿子去世，正准备把她的媳妇卖掉，遭到了媳妇的反抗。李又兰去她家与老人家拉家常，推心置腹，将心比心，终于做通了老人的工作，媳妇获得了自由，回到了娘家。为此，这个媳妇的娘家特别感谢李又兰，把她当成了亲闺女。听说李又兰又要走了，乡亲们为她披红挂绿，还往她口袋里塞了许多好吃的炒米团，口袋被塞得满满的。
李又兰从章家渡回来后就到了速记班。
初学速记，觉得很难。首先是没有教材，只好由任之老师自己编印；其次是要学很多符号，还要按不同口音分别注上音符线。学会后就要紧跟说话人的声音，用符号迅速地、几乎一字不漏地将声音记录下来，然后再译成汉字。所以，到后来，真正做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
李又兰天性聪慧，又文静好学，为了熟练地记住和书写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几百个音线符号，她与速记班的战友一样，反复练习，每个人都磨短了一大把铅笔头，划满了一大摞练习纸。
速记工作比较紧张，只要一开会，就得熬夜。白天开会，首长做报告时，速记班的同志记录，晚上别人休息了，她们还要整理记录，往往一个小时的讲话记录，要花三、四个小时才能整理出来。开几天会，就熬几天夜。
新四军领导人来自五湖四海，每人都带着自己浓重的方言口音。最难懂的是袁国平的讲话。袁国平是湖南人，李又兰这个南方姑娘，实在听不懂湖南方言。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自己创造性地按不同口音分别注音，虽然增加了学习难度，可是解决了对不同方言口音的速记问题，只要熟练了，就不会误记。
一开始上阵时，还是闹了个手忙脚乱，顾了口音，顾不了内容；顾了速度，又顾不上内容。在记录过程中，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跟上讲话人的声音速度，而忽略了应同时注意说的什么内容，结果到晚上整理记录时，连自己也辨认不清那些音符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了；再加上有些军事术语自己不熟悉，记录稿就出现了空白。好在一开始是大家一起记，整理记录时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从而解决了难题。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实践，速记的成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军部。他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速记班的记录稿第二天就在《抗敌报》上刊登了出来。在陈家祠堂，周恩来的长篇报告《形势和任务》大约讲了10个小时，这下可把速记班的年轻人忙坏了。14个姑娘小伙分成两人一组，每组轮流记半小时。报告一结束，立即进行记录稿整理。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紧张工作，第二天，一份整整齐齐的稿子就送到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了这份记录稿，非常满意，连声称赞说：只短短几个月，你们学成这样，很有成绩么！这篇整理后的稿子后来定名为《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现在在《周恩来选集》中能找到这篇文章。
3月14日，周恩来要离开皖南了。这一天，阳光和熙，春风拂面，天气格外晴朗。军部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叶挺、项英、陈毅等领导都来送别周恩来。速记班的年轻人也都来了，他们还挤挤挨挨地站在周恩来身后，一起照了一张相，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相。
前几天，周恩来对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说：你们的速记班成绩很大哟！能不能给我带两名速记员走啊？我们那里也需要速记人员。有机会还要让她们再培养一批速记员呢。
速记班的支部书记吴博和学员方卓芬被挑选上了。兴奋的吴博找到李又兰，动员好友一起去。李又兰说：“我是从后方来的，好不容易到了前线，可现在连鬼子也没见到，让我再回后方，我不干！”
皖南军部的火热生活让她感到朝气蓬勃，而且，这里离战火似乎更近些。
情系一家人
李又兰在来皖南之前，是曾想到延安去的。她和弟弟李志光、妹妹李采芝以及家乡小港镇的9名热血青年曾想到延安去报考抗日军政大学。
上海市区东南部的南市区，自南宋末上海建镇以来即逐渐开发，明、清和民国以来，长期是上海老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区内万商云集，车水马龙，人口稠密，居民多住在富有地方特色的石库门房子里。这里曾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令人痛惜的是，不少商铺、民宅在1937年“八·一三”战事中毁于炮火。
就在南市区一座石库门房子里，住着著名的“宁波帮”镇海小港李氏的后代李又兰一家。哥哥祖平在浦东中学，弟弟祖宁在大通中学，她自己在立达学园念中学，父亲李善祥的事业在东北。七七事变后，为避战火，他到上海，带着全家回到家乡宁波镇海的小港镇。在上海的房子就托给一位保姆看守，“八·一三”战火一起，保姆因为害怕就逃走了，结果，房子无人看管，财物被洗劫一空，房子也在炮火中历练。李善祥愤懑地叹息：国破山河碎，国已破，家何在？财产损失不足惜，国家安危才是最揪心的。在家乡，他把从东北带回来的一大笔款子用来义务救国，支前劳军，募捐筹饷，设立义务救济站，救护伤员，救济灾民。他的大儿子祖平、二儿子祖宁（志光）、女儿又兰、采芝、采荷自发组织了抗日宣传队，由祖平当队长，随着父亲活跃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1938年秋，江南大片国土沦丧，日寇猖獗一时。李善祥把长子祖平叫到身边，对他说：你已经读完高中，应该继续深造。虽然眼下日军嚣张跋扈，但他们不会长久。从长远计，不管是抗战还是战后建设，国家都需要人才。你到后方去学习吧。祖平听从了父亲的忠告，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弟弟妹妹和并肩战斗的伙伴，离开了家乡，远走昆明，考取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在重庆工作，后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西南联大时，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团体群社，并于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领头的大哥走了，剩下的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小港镇聚集了一批本来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求学、因战事而回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都受过中等教育，关心时局，爱憎分明，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热情，他们曾借来枪支学习射击，但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练习了几天，就把枪送了回去；他们也曾跟着父兄一起义务救治伤员，但是总觉得救伤员并不算真正的抗日，很不过瘾，就强烈地想上前线。
小港镇的10个青年商量好了，决定走出家门，报考“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指望通过正规训练，学些抗日的本领，将来好上前线打鬼子。
李又兰和弟弟李志光（祖宁）、妹妹李采芝（李锦）考取了“训练团”，在赴丽水前夕，父亲李善祥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抗日的本领，并在每个人的口袋里放了一百块钱，叮嘱他们：这个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后来，他们逃离“训练团”，辗转寻找真正的抗日部队时，靠的就是这笔钱。
李善祥是上海滩风流百余载的工商巨子李氏家族的后代，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爱国心的实业家。
清道光年间，宁波镇海小港镇上出现了一处气派非凡的大宅院，大宅院分东西两部分，东院称乾房，西院称坤房。李氏高祖靠着一条小沙船，从宁波一个海隅小镇闯进了大上海，在苦心经营下，逐渐发达，回家乡为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这座大宅院。从这乾坤大院走出的李氏后代闯进上海170余年，历经六代，已繁衍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两房子孙共有上百人，在全国各地的不同事业和经营活动中大展宏图，走出了原先家族活动的小圈子。百余年来，李氏家族被称之为“近代中国实业缩影”，在上海，从南市到闸北，从浦东到静安寺，都能找到这个家族的创业历程。
常说“为富不仁”，但豪富的李氏几代子孙却少有“不仁”之人。相反，他们积极鼓吹实业救国，吁请清王朝发展资本主义；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党；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组织光复军等。李又兰的姑母李秋君是最早在国际美术界获得声誉的女画家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何香凝发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及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并任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上海画院画师，当选为人民代表。李善祥在辛亥革命后曾出任镇民政长，但他不满于南京政府的腐败，遂愤而辞官跑到东北，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事业，在东北锦州先后创办农场、果园等实业，兴办耕余学院，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实际才能的中高级果艺人才。“九·一八”以后，日本侵占东北，李善祥拒绝日方委任的伪职，称病于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