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对自己名字里的所谓封建色彩、庸俗色彩进行了革命，于是“珍”改成了“真”，“莲”改成了“廉”，“丽”改成了“立”，更有的干脆连名带姓都改了。提起男战士陈元凤，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但要说起唐克，那可是大名鼎鼎。陈元凤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坦克”，以表示自己抗日决心坚如铁、压倒敌人永向前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也许是“坦克”的名字太直白了，于是把“坦”换成了“唐”，唐克，响当当，硬铮铮，不失男子汉气概。
女子八队有一位女兵，原名陈英，老家在苏州，一口吴侬软语，讲话却冲头冲脑，但因其性格直爽，嫉恶如仇，年龄又不大，人们还是很喜欢她，称她“小苏州”。“小苏州”对家里不让她继续上学的重男轻女思想很有意见，早就想反抗。到抗战爆发，看到日军入侵，家乡沦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一下子升华为爱国的行为，她决心参加到打鬼子的队伍里去。打鬼子，保家乡，成了陈英的最大心愿。“打完鬼子再回家”，这个朴素的信念促使她参加到抢救伤兵的行列中，伤兵转移后，她又参加了农民游击队的宣传队。只要是抗日的队伍，她都愿意参加。不久，与汪、伪勾结的“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企图吃掉这支农民游击队。游击队员们一哄而散，坚决地离开了假抗日、不抗日的部队，到了上海，参加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教难民识字。后来，陈英随难民一起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在女子八队学习。
在女子八队，陈英听到了平生从未听到过的道理，才明白了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有富人，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才知道地球上还有个国家叫苏联，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放在一时一地，而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陈英为自己“打完鬼子就回家”的想法脸红了，打完鬼子还要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否则，回到家中还是上不了学，女子还是无法翻身。赶走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为世界大同而努力，这个目标才是宏伟远大的。一张白纸，可点可染，纯朴的无产阶级感情很快上升到自觉的革命行动。她首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苏扬”，意在发扬苏联精神，因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当时许多国家向往的模式。1940年苏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军部分配给她的各项工作中。在女子八队学到的革命理论陪伴了她一辈子，鼓励了她一辈子，在革命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碰到多大的冤屈，她都顶过来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在新四军女子八队学到的《社会发展史》的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我终生受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和风雨，从未使我动摇。”苏扬，这个仍操着苏州普通话的老太太已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但她仍然是那样充满朝气，快人快语，仍然是那么质朴可爱。
兰芷幽而有芳
姓名是一个人的代号，大多来自父母长辈。长辈往往把自己良好的愿望体现在孩子的名字上。
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夫人陈兰，福建龙岩人。她曾经有个名字叫陈金地。在我拜访的几位新四军女战士中，她年纪略大。老太太已87岁，满头白发，岁月的年轮刻在她的脸上。但是气色很好，精神很好，胃口也很好，吃饭时还不停地照顾坐在她旁边、年纪没她大但身体不太好的一位老人，不时为她夹菜。
老太太思维清晰，讲话有条有理，虽没什么文化，但话语中却时时透出些哲理来，生活在领导人身边，耳濡目染，自己又刻苦学习，长期为党工作，水平自然就显露出来了。
说起参加革命前的一段日子，她仍十分辛酸。新四军女兵中，很多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她却与众不同。她家是佃农，父亲有三兄弟，却连一分地都没有，三家人只有六间小房。她在五姐妹中排行第三，五个中被卖了三个：大姐、她、小弟。她6岁时被人家以60元钱（1岁10元）的价格买走了。陈兰说：“我还记得，婆婆把我背走时是从后门走的，因为童养媳不能走正门。妈妈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就跟这家人走吧，等你18岁时再回来，重新坐轿子从大门走。”
夫家姓谢，丈夫比她大三岁，不说青梅竹马，也可以说是一起长大。到1929年红军来了，丈夫参加苏维埃，任苏维埃主席，她也参加了工作，这时俩人才正式结婚。丈夫名叫谢正金，婆婆为她起名叫陈金地，希望能有金有地。1932年夫妇俩都参加游击队到了江西，回家乡后做地下工作。闽西红八团回来时，谢正金热情地为他们安排吃住，部队走后，叛徒告密，丈夫被民团抓走杀害了。陈金地没有为夫家挣来金和地，只好回到了娘家。
大约是1934年7、8月份，邓子恢率领部队来了。邓子恢背了两把枪，好威风。妈妈对金地讲：你是革命的人，你的丈夫也被人杀了，你不革命怎么办？谁还敢要你？1935年，金地就跟着邓子恢走了。她在邓子恢领导下做地下交通工作，并搞印刷，虽然是农村姑娘，但工作得非常出色。1938年1月，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北上皖南，家属仍然留在原地工作。同年11月，有人对邓子恢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有文化的女青年，我为你重新介绍一个吧。邓子恢断然拒绝：“不要！我已有妻子，我和她三年游击战争，同甘共苦，我还是要她。”并立即写了一封信。陈金地凭着这封实质上是路条的信，千里迢迢，历时两个月，于1939年1月到了皖南，被安排在教导总队女子八队学文化。
陈兰的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也没有问是谁为她改的。是不是缘于福建盛产兰花？它虽然没有艳丽的色彩，但是“兰芷幽而有芳”。邓子恢是个知识分子，文学功底很深，能写四、六骈文，文章极富风采。是不是因为慕“兰芷幽而有芳”的高尚情操而为自己的妻子改名为陈兰？不得而知。这些其实都已不重要了，只知道陈兰在女子八队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理论，为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高洁如兰的品格，乐观务实，为人民不断作贡献。退休后，她仍然想着如何在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做点什么。
老人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祖国建设好，国家和睦，家庭和睦；把孩子教育好，要他们好好工作，不要走弯路。要记住，没有党就没有我们。”
音同义更深
在皖南泾县云岭的丁家山，座落着中共东南局。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五、六个女同志中，有好几个是从延安来的老大姐，其中李坚真、章蕴、邓六金被人们称为“新四军三大姐”，按年龄大小，她们被称为李大姐、章二姐、邓三姐。
大姐李坚真也有一番改名字的经历。
李大姐原名李见珍，斯诺夫人尼姆·韦文斯在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里曾有一段对李见珍的专访，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把名字译成了李建贞，到皖南后，又改成了李坚真。“坚真”虽然与“见珍”、“建贞”音谐，但并不是简单地取其谐音，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李坚真是一位由童养媳走上革命道路，最终在漫漫征途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女干部。
她1906年农历十二月出生在广东丰顺县小胜村的一户贫困农民家里，刚问世8个月，还未来得及取名，就被邻村一个放排人用八串铜钱（一个月一串）买去，由媒婆抱着与他7岁的儿子拜了堂。
买她的婆家其实也是贫苦农家，佃耕地主的田。种地不够维持生活，公公常出去放排，赚一点苦力钱养家糊口。他家过去买过两个童养媳，都没有养活。才8个月的李家女孩因为生得聪明伶俐，全家人都很疼爱她，把她当作珍珠宝贝，给她取名“见珍”。见珍9岁时就爬山越岭、砍柴割草；13岁就学会靶田和种番薯等农活；15岁时能挑着砍来的柴草上集墟上去卖，成了婆家的好帮手。她赶集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消息，开始对革命有了模糊的认识。
李见珍很幸运，她遇上了彭湃、朱总司令和毛泽东等当时的农民运动的领袖，他们为她点亮了心中的明灯。她萌生了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愿望。
婆家人是支持她革命的。比她大7岁的丈夫读过私塾，进过洋学堂，是个初中生，他比李见珍更早地参加革命并入了党，可惜他在1928年就不幸病逝。公婆看到见珍一步一步走出家门，还逐步担任了相应的职务，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经常鼓励她，对她说：“人家有钱买官做，我家无钱也有官做。见珍，大家信任你，是好事哇。你要好好干。”有些亲友来祝贺见珍“当官”的时候，她婆婆总是换上新衣，高高兴兴地迎接大家。
1927年6月，李见珍站在党旗下，想到自己这个只值八个铜元的苦妹子，现在能投身到党的怀抱，感到浑身是劲，心中充满了喜悦。
从1930年到1934年10月，她先后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福建省政府执行委员，汀东、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她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成了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后来，她把自己的这一特长充分地运用在长征途中，运用在新四军军部。
长征时，李见珍被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担任民运科科长，后来又被推荐到干部休养连任指导员。打土豪、寻粮食、找向导、做群众工作样样做得别出心裁、得心应手。
每到一地，为了找一户有钱人家，让他们出钱出粮，一般人都是先找老百姓打听，而老百姓因为不了解红军，心存疑虑而不敢说，往往半天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李见珍不同。她每到一处，总是先找个高地方，往村子里四下一望，谁家的房子大，高楼多，砖瓦白灰院墙气派；再听谁家的狗叫得凶、底气足，所谓狗仗人势，有钱人家的狗也神气；接下来再去看他家的牛栏、猪栏、马栏大小，看看锅灶大小、油水多不多。几样东西看下来，心里就有数了。这样打土豪，一打一个准。
到了延安后，李见珍成了李建贞，先后担任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边区党委委员、边区妇女部部长等职。
延安，这座革命的摇篮，哺育和培养了数不清的革命力量，荟萃了中国革命的精英。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全国燃起时，延安的革命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1937年冬，华北、冀中的八路军已与入侵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为了尽快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以抗击肆虐在华中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同时也为恢复和建立南方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干部到南方去工作，李建贞和曾山、邓振询、罗梓铭、张爱萍等一行数人，在项英率领下，告别延安，取道西安南下，到达武汉。中央在武汉设立了中共长江局。春节过后，他们分赴大江南北。罗梓铭去了湖南，张爱萍去了大别山，曾山和邓振询、李建贞夫妇经九江抵南昌，李建贞在中共东南分局任妇女部部长。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改设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1939年3月，东南局撤离南昌到达泾县离新四军军部不远的丁家山。
李大姐带着妇女部的同志们活跃在皖南山区。当时的皖南山区并存着敌、伪、顽、我四股力量，情况尤其复杂，为了了解和掌握这些地区的情况，李大姐带着年轻的姑娘们，不惧危险，深入山乡田畴，进行详细调查，通过眼观、耳听，摸到了许多具体的情况，既为开展妇女工作提供了材料，也为在这些地区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妇女部的姑娘大多是为了抗日而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她们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也增进了与大姐的友谊。工作中碰到什么困难、思想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意与大姐说说，甚至个人在生活中的烦恼、包括婚姻恋爱也找大姐参谋参谋。当然，有时她们也会围在大姐身边，七嘴八舌地提些意见和建议。李坚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0年三八节将到，东南局一个报纸约我写篇纪念文章，妇女部的同志在一起研究文章怎么写好.在讨论时，曹之平说：“大姐，你的名字‘建贞’有点封建，不如改成‘坚真’好了。”曹之平的建议立即得到那几位姑娘的赞同，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同志们都说你原则性强，办事公道，你就改成‘李坚真’吧！”我觉得这班年青人给我改名字是对我的鞭策和期望，反正“坚真”和“见珍”、“建贞”的音差不多，用“坚真”之名可勉励自己，就对她们说：“接受你们的建议，改就改吧！”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这篇文章上第一次以“李坚真”署名，从此，启用新名。
姓名，古时是用来“明贵贱”、“别婚姻”的。女子在家从父姓，出嫁从夫姓，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