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团不久，团里发给每人一张团员登记表，每个人都将在表中填上自己的姓名、履历和志愿。张掌珠和她的好朋友林琳（原名林仪贞）认真地端详着这张表，准备庄严地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仪贞，我想改个名字，你看好不好？”她抓着好朋友的手，热切地说。然后从身后的书包里摸出一本小字典，认真地翻阅起来。
两个好朋友的心是相通的，什么“贞”呀、“珠”呀，真的应该改一改了。林仪贞很快就想好了，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了个“琳”字，伸手给她看：“你看，我就叫这个字，和姓音同字不同，又简单又好记！你也改个单名吧！”她点点头，仍然在翻着字典。遇事认真，这是她的习惯，何况是要正式改个名字呢。她终于想好了，拿起笔来在一张小纸片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个“茜”字。
“茜，一棵红色的小草！”她对自己的这个新名字很欣赏，兴奋的大眼睛闪烁着。茜，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从字典的释义上讲，茜，是红色的意思。有一种草本植物叫茜草，茎上有刺，花黄根红，刺可御敌，花能观赏，根可作红色染料，自己是红色的，还可以把别人染成红色。年青的掌珠把自己喻为茜草，想必是要让自己也具有茜草的风格，做一个红色的革命者，一生都有作为。也许张茜改名时没有想那么多，她只是觉得这个字很美，字意很好。“红”，是中华民族传统中一个热烈而吉祥的字眼，这就够了。而冥冥中，她却真的像茜草一样，柔韧而坚强，平凡而伟大，不务虚名，不存奢望，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默默地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当年的张茜在新四军里已大有名气，不仅是因为她饰演的角色多，还因为她戏演得好，能打动人。台上的张茜沉浸在角色的塑造中，却不知道台下正有一颗激动的心在为她跳动不已。陈毅将军被张茜的热情、清纯和美丽打动，情不自禁地向她射出了一支支爱神之箭。他拜托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为他们当一次“月下老人”。张茜的一腔爱国热情正倾注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事业中，对突如其来的爱情不知所措。她烦恼，她躲避，她向好朋友求救。陈毅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因得不到张茜明确的答复，在繁忙的前线作战之余，只好把丝丝柔情诉诸笔端。终于，一首《赞春兰》的小诗叩开了张茜的心扉。
在一次演出中，需要一套司令员的服装，团长朱克靖特意让张茜去向刚从前线回来的真正的司令员陈毅借。张茜虽然知道团长的用意，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只好不情愿地去了。陈毅见到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张茜，自然喜出望外。张茜却“公事公办”：“首长，我们今晚演出，向你借一套服装，行吗？”“当然可以！”陈毅立即换下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交给了她。张茜接过衣服，只说了一声：“谢谢首长”，就转身而去。陈毅望着张茜离去的背影，正要继续伏案，忽然，一拍脑袋：“糟了！糟了！”他突然想起了上衣口袋里的“秘密”，想把她追回来，又怕张茜误会；不追回来，万一“秘密”暴露，岂不要闹笑话？
是什么“秘密”，让这位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司令如此慌乱？原来，上衣口袋里装着一首小诗，是他在情不自禁地思念心上人时写的，未及推敲修改，就有人来请示工作，情急之下，他急忙把诗稿塞进上衣口袋。张茜来借衣服时，陈毅由于激动、心慌，忘记拿出来，就让她把衣服拿走了。
晚上，张茜整理演出服装，发现从陈司令那里借来的衣服口袋里有东西，她摸了一下，好像是纸片，她想：“不会是文件吧？假如是文件，还是应该拿出来藏好。”她把纸片拿出来一看，却是一首诗，题目是“赞春兰”。顿时，张茜的脸涨得飞红，生怕别人看见，急忙把纸叠好，放进自己的口袋。按捺住一颗扑通扑通激烈跳动的心，张茜把演出服装完全整理好后，急忙悄悄地躲到一个角落里。
“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呀？”她掏出小诗偷偷地看了起来：
水箭含胎初出冈，
似是欲绽蕊露黄。
娇颜高雅世难觅，
万紫千红妒幽香。
张茜读了一遍又一遍，细细地品味，深情和爱意充溢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张茜年轻的心房。曾经紧闭的心扉终于启开。张茜的脑海里、心田里装满了陈毅司令高大英武的身影，开始为枪林弹雨中的司令担心。当陈毅拿回自己的军装，摸摸口袋里的纸片还在，深为自己的冒失而不安的时候，尚不知一张小小的纸片却成了特殊的定情礼物。终于，张茜托朱克靖团长给陈毅司令捎去一张照片。陈毅喜不自禁，当场在照片后面题了一首诗：“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锐统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当年曾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气壮山河绝句的元帅，乖乖地“输与红芳”，成了爱情的俘虏。
从此，皖南泾县的朗朗月色中，溶进了一对恋人的身影。
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位以“绛夫”为笔名的元帅诗人。茜，红色；绛，红色；有了张茜，才有了“绛夫”。
从此，一棵纤细的茜草依傍在伟岸的青松大树身旁，健康、茁壮，贡献着自己的一生。
不是姐妹胜似姐妹
新四军女兵中，有一位外号“小不点儿”的，因她参军时才15岁，生得娇小玲珑，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剪一头像男孩一样的短发，“小不点儿”成了对她的爱称。她的名字叫纪白薇。
2002年，我到了北京。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与纪白薇联系，相约一起到李锦家见面。李锦，原名李采芝，是张爱萍夫人李又兰的亲妹妹。当年，她与哥哥李志光、姐姐李又兰一起投奔新四军时，也才15岁，与纪白薇同岁。她们俩人从那时起，就患难与共，成了生死之交的姐妹。直到现在，人们还说，找到纪白薇肯定能找到李锦，反之，找到李锦也肯定就找到了纪白薇。那天下午，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到达全国妇联宿舍。在院子里，看到一位围着一条红围巾、肩上斜挎着一个包的老太太也进了妇联大院，看年纪，看个头，我就觉得她应该就是纪白薇。但是，她围着院子里的绿化带在慢慢地走，似乎并没有目的。我吃不准了：难道不是？我也绕着绿化带走了一圈以后，进到纪白薇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个单元门洞。上楼一看，新四军老战士的家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普通，就又下楼，看到那老太太还在慢步。我又到院子里，看看妇联宿舍还有没有小楼之类的“高级”房子，也没发现。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请人指点，说我进的那个楼洞没错。等我再上楼时，发现那位老太太已在上楼，我们互相望了一眼，几乎同时向对方发问：“您是纪……？”“你是安徽来的吗？”然后，我们相携而上。
李锦住在全国妇联宿舍，房子面积不大，显得比较拥挤，完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住条件。但是，女儿、女婿回家烧饭做菜，钟点工打扫屋子，孙子回家吃饭，倒也热热闹闹、融融乐乐，充满了天伦之乐，生活气息很浓。
离开了战场，离开了工作岗位，也就融入了普通人的圈子里了。
从她们熟稔的程度看来，李锦和纪白薇关系确实很好，相处十分随便，毫无客套。从15岁起，俩人先后进入皖南，都分配在军部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皖南事变时一起被捕，又一起逃跑，不幸被抓回后，又一起被保释。解放后，俩人曾都在上海工作，后又在北京相聚，一个在文化部，一个在全国妇联。可以说，俩人相伴了一辈子。
抗战爆发时，纪白薇在上海，跟着郁风参加了大众救亡演剧队。剧团要到外地演出，需要女性，她就跟着去了。在安徽的安庆、太湖、宿松，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不久，上海失守，回不去了，剧团的一部分人员就到了武汉。她又从武汉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兵队结束后，分到了新四军军部。
15岁的小姑娘，只知道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新四军，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也不懂。当军部服务团分配她们做儿童工作，教儿童唱歌时，她们还很不好意思，实在张不开嘴；到老乡家访问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出了很多洋相。纪白薇剪的短发还闹了笑话：老乡们以为她是男的，看到她经常与其他女战士一起，又是笑又是闹的，感到很惊奇，甚至误会新四军男女不分，混在一起。为了消除误会，纪白薇开始留起了长发。慢慢地与老乡们有话说了，老妈妈们会拉着她们的手，心疼地问：“这么小，家里怎么舍得让你们出来的？”“想家吗？”与群众无话不谈，民运工作就做得很出色了。到1940年，纪白薇调到军部政治部当指导员，教警卫班政治课。才一、二年工夫，从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成长为政治教员，这是多大的进步啊！
我问纪白薇：“您还有一个名字叫纪培陵，为什么要改？”我很好奇。
皖南事变中被捕的同志，大部分都隐去了真名，用化名。在集中营登记被俘人员名单时，敌人问纪白薇：“叫什么名字？”年轻的姑娘正在为敌人制造的血腥事件而愤恨不已，心中正没好气，心想：“我是在丕岭坑被捕的，就取其谐音改名为纪培陵吧。”随口就答曰：“纪培陵！”愚蠢的家伙不知什么“纪”，更想不到这位小小的女兵要把丕岭这个地名永记心间，就想当然地写下了“季培陵”。后来因为多次转移，名字写来写去，“季”就写成了“李”，季培陵就成了李培陵。点名时，敌人喊：“李培陵！”一开始，纪培陵尚不知道是在喊自己，稍一楞神，忽然恍然大悟：“是在喊我吧？反正名字是瞎起的，李培陵就李培陵吧。”改成李培陵后，就与李锦成了一家了。集中营的人都知道她们俩人是表姐妹。这李姓，竟成了她得以脱离集中营，幸存至今的侥幸了。
李锦的父亲李善祥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辛亥革命前夕，他参加了反清团体新浙江同志会，后与当地同盟会员唐爱陆一起策划了攻打县衙的起义。清帝逊位，他曾荣膺当地民政长。但他看到官场黑暗，民主无望，遂毅然辞官跑到了关外，在锦州搞起了果木种植。“七七事变”后，合家又回到镇海。在家乡，他支前劳军，募捐筹饷，救护伤员；还鼓励已上完高中的大儿子继续深造，他坚信日军不会长久，不管是为了抗战还是为了国家建设，都需要人才。大儿子在他的鼓励下，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同时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其余几个孩子在父兄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李志光、李又兰、李采芝辗转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李采芝被捕后，与纪白薇一起押在女生队，有一次，她俩偷了女监官的衣服穿上，从厕所后面跑了出去。俩人刚在路边的小饭铺坐下来想吃点东西，却来了个国民党队长，见她俩穿着女监官的衣服，以为是自己人，便上前搭讪。她俩越是不理睬，却越引起那家伙的怀疑，结果被他抓回了看守所。不久，她俩与难友一起被押到茅家岭监狱。茅家岭暴动后，她俩逃了出来，在山里转了11天，不幸被乡丁遇上，又被送进了集中营。
李善祥收到了李采芝给他的信，心急如焚，立即设法营救。他通过一个学生的兄弟给民主人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王艮仲写了一封信，请他予以关照。王艮仲同意保释，条件是必须把采芝带回家，不许乱走。
李善祥化了装，亲自到集中营去看采芝。采芝打着赤脚，裤脚管卷到膝盖以上，小小的年纪已饱受折磨，惟有那双明亮的眼睛还闪闪有神。看到魂牵梦绕的慈父，采芝真想扑进父亲宽广的怀里，可是，她怕连累父亲，只好强忍着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问道：“你贵姓？”看守很生气，说：“你们搞什么名堂？”还是父亲有经验，连忙对看守说：“别生气，别生气，我离开她时，她还小，不认识我了！”李采芝和她的“表妹李培陵”终于被保释出狱。
她们出狱后，并没有“老实”下来，而是在治愈了伤病后，又转到浙江四明山继续抗战。
“纪白薇”和“纪培陵”这两个名字现在都在用，而大部分场合是用“纪培陵”这个名字。皖南事变中的丕岭，这一辈子是忘不了了。从“纪”到“季”再到“李”，共同战斗的友谊，共经艰苦的历程，患难与共，休戚与共，不是一家胜似一家，不是姐妹而胜似姐妹，抗日的烽火锻造了她们，使她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
姓名也是宣言
知识分子的感情往往热烈而奔放。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到新四军不久，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们把一腔爱国报国的热情首先表现在自己的名字上。名字实际上代表了某种宣言。
他们学到了一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