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能随军行动，经组织批准，她又回到了上海。许多同学已是主治医师了，他们劝她：“抗日胜利了，你该回母校工作了，业务上可深造，工资报酬也高，又在母亲身边。”一边是同学的善意劝告，一边是亲眼目睹、令人痛愤的事实，章央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下山摘桃子”，他们的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贪污受贿，挥金如土；蒋介石调兵遣将，时刻准备发动内战，用武装镇压爱国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绑架、暗杀不时发生；老百姓面对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面对着到处横行霸道的“刮民党”和美国鬼子，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坚信抗日救国靠的是共产党，平息内战、建设祖国也只能靠共产党。1946年8月，她带了两个孩子，经苏北到达已经是解放区的山东新四军军部，并在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前身）任教，同时在附属医院诊治病人。1947年春天，组织上护送她到齐齐哈尔的“西满”军区，与爱人吴之理团聚。194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章央芬调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妇婴学院院长，从而结束了她的女兵生涯，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以后她又先后于1954年调上海第二医学院任教学副院长、1961年调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工作。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上，她始终精神振奋、努力工作，这是因为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解放军教育培养了她，是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女兵们激励了她，她才能永葆革命青春。
她的爱人吴之理是在皖南事变前撤离皖南的。
皖南事变前夕，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命令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到长江以北，一方面却在背地里调兵遣将，以重兵将皖南地区层层包围，密谋围歼新四军，局势非常紧张。叶挺、项英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爱护，首先将军医院、服务团、文化队里的大批知识分子先行撤离了皖南。吴之理先于章央芬调到新四军三师卫生部，后又跟着大部队转战“西满”和东北军区卫生部，解放后到志愿军卫生部、第二军医大学、解放军空军卫生部，可以说，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军医事业，为我军的卫生勤务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新四军初创时期，他是新四军里的首批医务人员之一，为了建立中国第一支模范的医疗队伍，遵照叶挺“要抗战就要使官兵身强力壮，这就要有人有物来保证”的指示，积极配合沈其震多次到上海、武汉等地招聘医务人员、筹集药品器材；坚持在军医院建立正规的科学治疗方法。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受到军外人士和国际朋友的好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着强悍的美国军队，战争规模、伤亡人数及战伤的复杂性是历次战争不可比拟的。吴之理深入战场、出生入死，是一位以勇敢著称的伤员救治工作的指挥者，他组织了近100万名伤员的医疗后送工作，创造性地提出兵站线上“治疗性后送和后送性治疗的方针”，成功地组织几十万伤病员安全后送回国，降低了死亡率；还成功组织了将新鲜血液由东北在48小时内送到作战部队和前沿医院，救活不少伤员，这在我军卫生勤务保障史上是首创，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四次为他颁发勋章，表彰他的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吴之理把自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升华提炼，创立了“伤员流”理论体系。从军事学和后勤学的角度，他发现每一场战争中大量伤员的出现，从火线救护到后方治疗这个流动过程，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伤员流”现象。对此他进行了不懈的系统理论研究。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对改进战时卫生勤务工作、高效率地救治伤员无疑具有极为宝贵的价值。
在吴之理的一生中，还有许多“第一”：利用颜色分组方法，有秩序地接收10万归俘；在上海创建我国第一个创伤医院；在我军第一次组织（机场）救护演习；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是我军最完善的资料；主编的《实用医学大辞典》一版再版；在战斗减员率统计方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填补了空白。在与章央芬的共同努力下，吴之理把自己50多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结集，于1994年出版了我军卫生部门第一部文集类的书《吴之理医学文集》。他们的老领导洪学智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指出：“吴之理同志事业心比较强，工作上有创新精神，卫勤学术上有造诣，对我军卫生工作是有贡献的。他勤于笔耕，这本文集就是他50多年发表的文章选编，是他本人经验和学术上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卫勤医学的发展，对研究我军卫生工作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本文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的文章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勤务简史》、《新四军军医处简史》、《解放前医学院校》等，都可看作是医学史、卫勤史的补充，还可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资料。沈其震在序言中写道：“吴之理教授可以称为我国军事医学家，他又是第一个将我军医史介绍到国外的学者。”
吴之理是安徽泾县茂林人，他是我军医学界的权威，也是安徽的骄傲。他同章央芬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相敬如宾，互相支持，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
医院里的天使
新四军的医疗队伍，被史沫特莱称为“中国军队第一支现代新式医疗队伍”。这支队伍里，汇集了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爱国医务人员，同时也是女兵比较集中的地方。第一批到达皖南的除了像章央芬这样的女军医以外，还有从中央高级护校毕业的郑素文、薛和、赵国宝、蒋智和等十多人以及从上海、南京等地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左英、杨光、刘求、潘代青、黄浩然、王斯、杨易立等。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不断有医护人员参军，加上军部连续举办了六期卫生训练班，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女兵也越来越多。这支队伍充满了朝气。
第一批护士小姐来到皖南的时候，新四军军部还没有像样的医院。把破旧的祠堂修一修，墙壁粉刷一下，就是新四军最初的医院了。护士小姐都是从专门护校培训出来的，根本想不到所谓医院原来是这样子的，没有病床，没有器材，什么也没有。但既然是为抗战而来，为救死扶伤而来，就不能计较条件的好坏，条件越艰苦才越光荣呢，再说，条件是可以创造的。
于是,姑娘们积极参加到军医院的筹建中。没有病床，她们抱来稻草铺在地上，四周用砖一围，铺上白床单，标上床号，很像样的“病床”就整理好了；没有桌子，捡一些砖垒起来，刷上石灰，一张雪白干净的桌子就有了；没有痰盂，用三块砖拼一拼，里面放点灰土，就地取材，倒也很方便。姑娘们用她们的巧思和双手很快就把病房布置起来了。
在叶挺军长和军医处沈其震处长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军医院陆续搞到了显微镜、x光机和发电机等，男战士运用自己的手艺还自制了消毒器具。总算有了化验室、药房和手术室，现在才稍微像个医院了。
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战斗日趋频繁，伤员越来越多，祠堂里容不下了。群众给他们出了主意：“这山上到处都是竹子和茅草，你们不能用来盖房子吗？”于是，一栋竹梁、竹墙、竹门、竹窗、竹床、竹凳的竹子医院诞生了。护士小姐们干脆把一些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品也换成了竹子的，如装药的盒子、发药的盘子、换药的镊子、盛药的橱子等等，甚至还有竹节花瓶呢，往桌子上一放，插上一把从山上采来的山花，一个温馨又漂亮的病房就呈现在伤员眼前了。护士们把叶挺军长请来参观“竹子医院”，叶军长满意得直点头，连声说好。以后，只要杜鹃花盛开，叶军长就会亲自上山摘花，并把它们修剪得整整齐齐，插在竹制“花瓶”中，送给重伤员。
医院虽简陋，但制度是科学而严格的，如值班制度、巡诊制度、饮食制度等，护理、查对、发药、打针、换药和清洁卫生等都有具体细则。许多护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们满怀抗日热情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伤员和她们的经历不同，对她们的“认真”态度甚至产生了误会。
每天，护士发药，规定必须看着病人服下去后才能离开，伤员却犯了嘀咕：“她为什么这样严格？不会是药里有毒吧？”“这些小姐有不少是来自南京中央护校、中央医院，都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她们能有好心？”护士们越是看着他们，他们越紧张，于是，有些伤员会把吞下去的药又吐出来，吹干后悄悄地拿给党员医生去化验；有些需要开刀动手术的病人也非要请党员在旁边看着才肯开刀。护士们哭笑不得，有的知道自己被怀疑，气得直抹眼泪。
从上海仁济医院来的左英，是个中共党员。她很受伤员们的欢迎和信任。
我去上海拜访左英时，老人因患感冒，有些发烧，需要休息；又怕把感冒传染给我，一开始对是否接受我的采访有些犹豫。但当她听说我是从安徽专程去的以后，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到她家后，她再三交代：“坐得离我稍远一点，千万不要把感冒传染给你……你喝水，这个杯子是消过毒的，我不拿它……”毕竟是一辈子的医务工作者，关爱别人比关爱自己更多更切，令人感动。
左英住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但她家里却显得静谧安详、朴实无华，一如她朴素的衣装、花白的头发和宁静的话语。
她腿脚不便，那是1949年随部队解放福建时，途中翻车，把两腿压断了，手术没有做好，留下了残疾，需拄着拐杖走路。我要去扶她，她谢绝了：“没关系，我能行！”平淡、坚强、超凡脱俗，这是我对她的评价。
谈起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她满怀深情，拿出一本由百家出版社出版的《救死扶伤》一书，对我说：“这本书里收录了新四军医务工作的概况，可能对你有用，送给你吧。”
左英是上海人，小时候在南市西城小学读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流亡学生到南方请愿，就住在西城小学的礼堂里。听他们讲国土的沦丧，讲他们父母的惨死，讲日军的残暴，唱“流亡三部曲”，小左英少小的心中激起了爱国忧民之情。
小学毕业后，左英考上了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参加了职业界抗日协会，不久就入了党，成了仁济医院地下党的负责人。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仁济护士职业学校的英籍校长希望她毕业后留院工作，对她说：“中国现在是灾难深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不能救中国，只有上帝的天国才能救你们。你就留在这里工作吧！”左英留下了。这位校长不知道，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人才，还恰恰是一颗共产主义的种子。
左英所在的仁济医院地下党的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经常组织到难民署做防病工作，到纱厂夜校普及救护知识，募集支援前方的药品和寒衣等等。因为新四军组建之初急需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部署医务界的党员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左英动员了上海宝隆医院8位年轻护士去皖南云岭。半个月后，左英听说她们在温州被国民党当局抓起来了，十分着急，决心要去营救她们。她以护士身份参加了赴前方慰问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温州。
这时，8位护士在新四军办事处的多方交涉下，已经被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而左英自己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国民党温州市党部对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产生了怀疑，要拘捕他们。上海是回不去了，新四军办事处当机立断，连夜派人将他们送往云岭。左英从此穿上了军装，成了女子八队的一名女兵。
没有多久，她被分配到军医处。当时的军医处比较复杂，伤员与知识分子医生和护士之间的矛盾很大。医术高明的宫乃泉对伤员要求很严，经常批评他们的不卫生习惯，伤员们就不要他开刀；医生、护士基本上来自大城市，生活习惯、言谈举止都有些不同于战士的地方，一些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对医生、护士既看不惯也不信任，指责他们不给伤员用好药。左英觉得军医处太复杂，不愿去。她对军部领导说：“我可能挑不起这副担子。”但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又不允许她多说，领导最终决定：“正是因为那里复杂，矛盾比较多，才更需要我们党员去呢。你去后，一方面做医务工作，一方面做政治工作，把矛盾了解清楚。”
左英来到军医处后，在伤员和医护人员之间开展了协调工作。她对伤员讲统战，讲医护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讲遵守严格的医疗制度的好处；对医护人员讲伤员们抗战的勇敢和艰苦；对不习惯艰苦生活的护士，尽量给予关怀。她认为，所谓军医处的矛盾大部分是由于一些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的不同而引起的，属于一种误会，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对军医处的情况，军部首长也十分重视，他们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