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院去做工作。在医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叶挺军长来了，他轻轻地掀开盖在伤员身上的被单，看一看伤口在哪里，摸一摸伤口，问一声：“还疼吗？”伤员们感到了温暖，忘记了疼痛。
叶军长鼓励伤员说：“我在火线上亲眼看到了你们打得顽强，打得好，不愧是新四军的钢铁战士，你们都是好样的。现在，你们也要勇敢地面对伤痛，听从医务人员的安排，他们都是好医生、好护士，你们只有好好配合他们，才能尽快治好伤，早日重返前线。”
陈毅司令员来了，他逐个地对伤员进行慰问，和蔼而详细地询问伤情、伙食等情况，和伤员们谈笑风生。他说：“三年游击战争中我负了伤，伤口化了脓，可以说是无医无药，要点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只能咬着牙把脓挤出去，连血水都挤出来了啊。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批医务人员，条件好多了，他们一定能把你们的伤治好。你们要有信心，要尊重医务人员，伤员同志们，一定要配合好啊！”医务人员也团团围住了陈毅。陈毅风趣地说：“我们有个敌人，叫马虎主义，它对我们的事业危害很大，从事医务工作特别要注意反对马虎主义。你们工作的对象是我们的伤病员，是抗日的同志，他们的生命和健康都攥在你们的手心里，稍有马虎可是要出问题的呀！医疗上的一点马虎，就能增加病人的痛苦，造成残废，甚至死亡，人命关天呐！”
1939年3月，带着春天的问候，周恩来副主席来到云岭。在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陪同下，周副主席视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后方医院设在小河口，距离云岭约有六七十公里。在用竹竿茅草搭成的病房里，他看到一位新四军副官正在指责一位医生。周副主席问清了情况后，当面批评了那位副官。他对副官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应该发挥模范作用，团结医务人员进行工作，这是党的政策。”周副主席安慰了那位医生，鼓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干，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他还对大家说：“你们的医生都是好医生，要信得过。”听了周副主席一番话，那位医生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小河口医院，周恩来会见了全体医护人员，他勉励医护人员要提高技术，努力工作，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伤病员服务，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并要求共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加强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医护人员记住了周副主席的话。一群年轻活泼的护士簇拥着周恩来，纷纷请他在自己心爱的纪念册上题词留念。周恩来开玩笑地说：“这么多本子，我一夜不睡也签不完啊！”当然，他还是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一本一本地题词，给医护人员以极大的鼓舞。周副主席还看望了住在医院养病的护士蒋智和。蒋智和因为得了肺结核正在隔离休养，周副主席亲切地问她：“你是哪里人啊？”蒋智和回答：“我是宜兴人。”周副主席说：“你不怕路远来到皖南，为抗日的事业做贡献，真是好姑娘。人总是要生病的，不要着急，要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早日为伤病员服务。”他把国际友人送给他的一个热水瓶转送给她，还为她在纪念册上题词：“打回宜兴去”。周副主席对一个普通护士都如此关爱，医护人员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之间的矛盾渐渐地消除了。医护人员最终用优质的服务态度和治疗效果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伤员和医护人员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地的老百姓对新四军医院为他们治病、防病而花费的心血更是感激不尽。
军医院还碰到了买药和运药的困难。照例，新四军在编制序列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应该按规定拨给一定的药品和药材，但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真心抗日过，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消灭新四军，在军饷上是克扣，在药品和药材的发放上更是克扣，新四军的用药成了大问题。药品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国内外人士的捐助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支援，另外通过发动医护人员求亲告友，取得帮助。
当时，新四军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运输十分困难。国内外人士捐助的药品和红十字会支援的药品还可以通过香港、上海等地，以大客商的名义发到皖南；自己采购的药品要运回来就得想许多办法。负责采购的人员只好找朋友、托亲戚，建立地下采购站，千方百计把药运回来。有时，出去采购的几个女同志干脆把一些特别贵重和急需的药放在小钱包里，自己打扮成太太、小姐或丫鬟的样子，大摇大摆地拎着钱包过关卡。
但钱包毕竟太小了，装满也没多少。军医院的医护人员还要上山采药，找代用品，土法上马，鸡蛋壳、烧酒、猪油等都成了良药。医院自己配制的大量的注射液和各种针剂，为及时抢救危重病人发挥了作用，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不良反应和感染。
医院里的白衣女兵真正成了伤员的保护天使。
部队是要上前线的，前线需要大量医护人员。军医处为此连续开办了六期卫生训练班。第一期在岩寺。移驻云岭后，开始办第二期。从女子八队调了一个班（10个人）参加这期培训。开学不久，项英就指示说：卫训班不要女生，女同志不宜上前线，叫她们回教导队去。十个姑娘不乐意了，纷纷要求卫训班教务主任杨光和班长吴友廉去向项副军长反映意见。吴友廉是茂林第一个妇抗会主任，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坚决要求参军，被分配到女子八队学习。在她和杨光的一再要求下，项英才同意留下五个姑娘，让年龄较小的回八队去了。回八队的五个女生后来又都参加了第三期卫训班，其中年龄最小的陈化只有12岁，第二期退回去后，她坚决要求参加第三期，一定要学好本领打鬼子。实际上，以后的几期卫训班都是女同志挑大梁，学成后，她们全分到各支队、纵队、团和营；各支队又办起了医院或卫生队，很快就在全军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卫生大军。
新四军医务人员同时开展了以防为主的保健工作，在全军范围内实施卫生教育，养成卫生习惯，提高健康水平，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军医处特地挑选了唐求和郑素文两个女兵从事这项工作。
从中央高级护校毕业的郑素文1938年2月就来到皖南，成了新四军里一名光荣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是科班出身，她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担任了教导总队的卫生教员，开展以预防为主的军队卫生工作。
这位护士小姐，一开始只知道抗日打鬼子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别的革命道理一概不懂，连“同志”这个称号也十分陌生，伤员礼貌地喊她：“同志！”她却糊里糊涂地反问：“谁是你的同志？”惹得伤员十分生气，以为这个小姐看不起自己，闹出了误会。
郑素文住在八队。她一面工作，一面跟随八队的学员听政治课，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逐步把自发的爱国热情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她每周负责讲授一次卫生课，宣传个人卫生、集体卫生及饮食卫生等防病知识。从八队开始，一个队、一个队地上课，一个队、一个队地检查卫生状况，不辞辛劳，不厌其烦。
毕竟是战火纷飞的非常时期，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乍到部队，以为越艰苦越革命，对部队艰苦的生活条件毫不计较，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中，以至于长期无法洗澡、无替换衣裤，身上长了疥疮，生了虱子。虽然大家风趣地称之为“革命疮”、“抗日虫”，但毕竟还是影响着大家的身心健康和学习训练生活。
郑素文把这些情况向军医处作了汇报，并建议建造个简易浴室，每人发一套替换内衣裤。这个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史沫特莱伸出了无私的双手，她捐出自己的部分稿费，和新四军将士们一起动手修建了一座简易浴室，不仅解决了大家的洗澡问题，还可以对换洗下来的衣服进行煮沸消毒。郑素文在浴室入口处，放置药膏、消毒棉、纱布等，供疥疮病人自己使用。几个星期后，虱子、疥疮基本消灭。学员们身心愉快，体力好转，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郑素文由一个幼稚单纯的护士小姐成长为一名称职的新四军卫生教员，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四军女兵,在部队医疗卫生这条战线上，她一直战斗到1950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于1951年到中联部工作。
壮志未酬
中村河畔的一个小山坡上，静静地卧着一位新四军女兵，一块白色的墓碑告诉人们，这是抗日烈士冯玲之墓。1939年7月1日，日本侵略者罪恶的飞机轰炸新四军驻地，夺去了冯玲美丽而年轻的生命。
牺牲时的冯玲只有19岁，如花的年华。
冯玲6岁时离开家乡浙江海盐，到上海读书。由于家境困难，读完小学后就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1933年，13岁的冯玲和姐姐冯云一起到上海大东烟厂当童工。
冯玲长得小巧玲珑，一对大大的眼睛清彻明亮，性格活泼开朗，待人真诚，烟厂的大姐姐们特别喜欢她，把她带到了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夜校学文化、学时事、学医护常识、学唱歌和摄影等。她机智灵巧，学习十分出色，深受大家喜爱。
她也用一颗爱心回报着大家。同车间的小姐妹王阿觉在寒冬腊月仍赤着脚上班，终于冻病了。冯玲和姐姐去探望她，望着哆嗦着身子的王阿觉，望着用麻袋铺成的“床”和床上的破棉絮，姐妹俩流出了眼泪。冯玲蹲在床边，双手不断地抚摸着阿觉的脚，说着安慰的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两双袜子，放在阿觉身边，只说了声“过几天我再给你买双鞋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地下党员陈菲玲工作忙，身体又不好，租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亭子间里，生活十分窘迫。冯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帮这位大姐。她一连几天不吃早饭，把省下来的钱攒起来，悄悄地代陈菲玲交了房租。冯玲年轻而热烈的心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更难忘的是，冯玲还有一颗不畏弓虽.暴、爱国忧民的正义之心。她在十四五岁时便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下做革命工作，积极组织并参加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工厂大罢工；冒着危险参加反对列强、抵制日货的演出、贴传单等活动；在上海国际难民收容所，她忘我地工作，照料难民的生活，安定他们的情绪，还教他们的子女识字、唱歌，她把在女青年会学到的医务知识和战时急救本领都用了出来。
1938年秋天，18岁的冯玲瞒着父母，毅然决然地随同上海煤业救护队离开上海，来到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并被分配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女子八队学习。她感到扑面而来的是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第二批上海民众慰劳团副团长扬帆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的区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人们在这个环境里，每天只是不断地贡献，不断地享受。贡献是贡献你所能贡献给抗战的一切，享受是享受那自由愉快和安慰。一个人能获得一种机会来正当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和精力时，就会感到时间和精力之少。”冯玲和战友们一样充分享受着新四军里的自由民主和心情舒畅，她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知识，她要为抗战贡献自己所能贡献的一切。
随着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部队需要大量的医务工作人员，组织上决定将冯玲分配到教导总队医务所工作。尽管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气氛的女子八队使她留恋，尽管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使她难舍难分，但既然是抗战的需要，那就不应当有丝毫的犹豫。她打起背包，来到医务所，当了一名卫生员。她在给姐姐的信中，高兴而又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不再是空口宣传抗日了，而是用自己的技术本领去服务呢！”现在，她在夜校学到的医务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教导总队医务所设在中村的一所民房里。这是个前后院的平房，前院一间大厅，沿壁安放了近20张病床，门、窗、墙全部粉刷白色，尽管设备简陋，但显得非常整洁。后院左右两边的厢房内用木板连成通铺，为医务人员住宿，冯玲和其他女护士挤住在一间。
教导队的学员大部分来自城市，乍到山乡小村，颇感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小毛病不少;再加上训练紧张，小伤小痛也是经常的事。但无论工作如何琐碎繁忙，来看病的学员们见到的总是冯玲带着热情微笑的脸，享受的是冯玲仔细周到的服务。
1939年7月1日，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满山的野花五彩缤纷，竞相怒放，好像也在庆祝着党的生日。然而，战争的年代充满着血与火、生与死，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给宁静的中村带来了灾难。这一天，教导总队放假。利用午后休息时间，冯玲去探望正在病休的一起从上海来的好朋友徐德。
医务所附近有一栋二层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