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处派到教导总队的卫生教员郑素文和徐德就住在小楼的二楼上。这天郑素文到军部军医处领药和汇报工作尚未回来，小楼上只有徐德、冯玲和另一个来探望徐德的上海姑娘黄佩英。三个姑娘正在高兴地说笑，并准备晚上去军部参加庆祝会，忽然，敌机隆隆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霎时罪恶的炸弹落下了！一声巨响，小楼被炸毁，纷飞的弹片击中了冯玲的头部，她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眼睛；徐德身负重伤；黄佩英的胸部中弹，送到门诊部后已无法抢救。
黄佩英自幼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长大，抗战爆发时她才考入上海宝隆医院护士学校不久。上海地下党动员医务人员参军时，她主动介绍了几位高年级临近毕业的进步同学，并不顾自己年幼，坚决要求一起参加新四军。谁知，这个长得如洋娃娃一般的小护士竟也成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英雄。
冯玲和她的女伴都未能拿枪上前线冲杀，但是，战士建功未必在沙场，她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在追悼烈士的大会上，战士们义愤填膺，发誓要为战友报仇，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医务所所长戴济民、八队队长于晶均发表了慷慨悲愤的演讲。日寇的暴行、烈士的鲜血及含泪的控诉，激起了群众正义的吼声，激励了战士们杀敌的斗志。
冯玲牺牲的噩耗传到上海，姐姐冯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正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冯云征得组织同意，毅然奔赴皖南，她要沿着妹妹的足迹前进，去完成妹妹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
穿上军装的冯云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紧张而繁忙的学习训练中，她被分配在军部服务团学习队并参加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的民运工作。两个月后，她和顾励、许可（华侨）、赵亚、焦恭贞、沈锐等六人组成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开展民运工作。在繁昌，她第一次亲历战火。1940年4月26日反击日寇第一次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和1940年11月14日汤口坝血战，冯云都勇敢地参加了。
皖南事变时，冯云随第三纵队从繁昌出发，在丕岭与战友失散，她和顾励、许可三人被敌军欺骗而误入国民党108师驻地。在集中营经受折磨达四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被保释。
时变中的女兵
1940年底，新四军做着北移前的一切准备。云岭、茂林、中村，新四军的驻地，宣传北撤、告别民众的活动在进行。
在中村，教导队俱乐部外面的墙上，画了一幅新四军告别的大幅彩色画，底下写着《新四军告别皖南民众歌》的歌词。俱乐部的男女工作人员整天站在它面前，打起锣鼓，解释一遍、唱一遍，经常有二三百老百姓站在那里听，听着、唱着、呜咽着，直至泣不成声。
茂林镇空场上有一张桌子，一位女宣传队员站在桌子上进行宣传，周围围着几百名老百姓。女宣传队员说到“国民党不打日本鬼子，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时，忍不住声泪俱下，在场的群众鸦雀无声，心痛不已。
云岭陈氏祠堂里，老百姓正在送别叶挺军长等人。民众全体痛哭，叶军长被深深感动，眼眶也红了一圈，默默地一个人跑到司令部去了。
新四军在皖南将近三年，用心血浇灌了这块抗日圣地，他们对皖南的山山水水，对皖南的百姓有着深深的眷恋；皖南的百姓也难舍这支处处为百姓、为民族着想的人民军队。那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草木都带着难舍难分的情意。
但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既然北移是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实际行动，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深入敌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那就只有义无反顾，告别皖南，“穿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去迎接新的战斗。
在北移中，集中在军部服务团、教导总队、俱乐部、军医处和医院、印刷厂等部门的女兵，绝大部分都随着军内非战斗人员分批由云岭东进到苏南，陆续采取各种形式转赴苏北。但也有一些女兵因为工作需要，还必须留下来随大部队一起走。这部分女兵遭遇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遭遇事变
勇敢面对皖南事变的女兵有几十个。当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皖南，怀着北上抗日的激情随着部队出发时，她们并不知道蒋介石已以十万重兵包围了她们所在的这支英勇的军队，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一场旷古奇冤的事变，她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牺牲，甚至是比牺牲还要惨痛的遭遇。
皖南特委妇女部长李桂英是特委留在最后的三个人之一，他（她）们把地方干部安排好之后，随着军部指挥机关一起于1941年1月4日晚上冒雨撤离皖南，5日晚上就听到了事变的枪声。
李桂英1907年出生于江西寻邬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7岁时，因父亲去世，被卖作童养媳。1930年秋天她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为一名妇女干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天，参加了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李桂英担任了江西中央苏区会昌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后任县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担任了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在长征路上，她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30多位女同志一起，编入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卫生部一起行动。部队进入贵州后，李桂英担任中央卫生部三连（担架连）政治指导员。她以身作则，和同志们一起，抬着伤员行军，同时还要关心着别的同志的身体和思想状况，时时鼓舞大家的斗志。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叙永特区游击队与从中央红军中抽调的一批师级领导及干部战士合并而成，其时，中央红军三军团刚刚一渡赤水。成立川南游击纵队为的是开辟新的根据地，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北渡金沙江。李桂英被抽调出来，担任了纵队司令部指导员。这个游击纵队里只有她和甘棠两位女同志，她们主动承担了群众工作的任务。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她向当地战士和群众学会了四川话。每到一地，她发表演讲，甘棠刷写标语，两人身穿军装，腰佩小手枪，英姿飒爽，十分引人注目。
不幸的是，在1936年冬天的一次战斗中，部队被叛变的向导引向敌人的包围圈，大部分同志牺牲，李桂英、甘棠和十几位活着的同志全部被俘。在狱中，她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了绝食斗争，强烈要求在外敌当前之际尽快让她们出狱。1937年7、8月间，周恩来、董必武等到重庆，要求释放政治犯。9月，她与30多个同志被最后释放。
战争的残酷，狱中的磨难，未能吓倒李桂英。她出狱后，随即又参加了新四军，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她和胡明带领民运组先后在泾县茂林、小河口及水东开展民运工作。
李桂英以她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泼辣的工作作风，把民运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她带着林琳、纪白薇、李采芝等几位女同志走村串户，办起了妇女识字班，组织妇抗会，支援军队打鬼子。
1938年11月，李桂英被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女子八队担任排长，女子八队分为一队和二队时，她又担任了一队队长。1939年8月，他被调任皖南特委妇女部部长。
皖南事变的枪声响起来后，她与丈夫、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身携巨款，随叶挺、项英等一起突围。他们白天隐蔽，晚上走路，一连八天，无法接近群众，只好忍饥挨饿。为了轻装突围，罗湘涛精简了自己的全部生活用品，身上穿着一件特制的背心，前后都装着沉重的金子、银元、纸币，李桂英身上背着三枝枪，一手拽树枝，一手拉着罗湘涛，在黑暗中艰难地行走。有的同志要罗湘涛将经费暂时就地掩藏，他没答应，他说：这点家当来之不易，是乡亲们一点点省下来的，是同志们打土豪、斗地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就是有一口气，也一定要把经费带出去。突围期间，最“丰盛”的食物是李一氓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黄豆，炒熟后，分给每人一小把。
天下着滂沱大雨，与军首长们又走散了，处境十分险恶。突围到最后，原来30多人的一支队伍，只剩下他们夫妇等五个人了。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他们一路走、一路躲，终于从无为方向找到了突破口，渡过长江到了新四军七师，然后又走走打打，直到1941年7月才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三支队民运部妇女干事李秀英是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的爱人。石井坑分散突围后，胡荣因腰部负伤，走路一倒一歪，由李秀英扶着走走停停。胡荣几次叫她一个人冲出去，她怎么也不肯。俩人艰难地、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在一个看山的小棚里，老百姓端来火盆让他们烤火，又拿出锅巴让他们充饥，还抱来干草和被子。几天的劳累和伤痛，使他们困顿不堪，一挨着地，就呼呼大睡了。
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把他们惊醒，原来是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了。胡荣坚决地命令李秀英从后门冲出去，自己则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用手枪与敌人对峙了一阵。当敌人快要冲进房子时，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秀英出生在湖南平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7岁丧父，体弱多病的母亲不忍心自己的骨肉再遭厄运，一咬牙把秀英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指望她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苦日子过到20岁时，她成了新娘。新婚之夜，她毅然逃离了比她小五岁的新郎，回到了家乡平江。当时，平江农民起义的队伍在滕代远、彭德怀的领导下正迅速发展，李秀英积极参加，成为红军战士，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工作需要，李秀英没有随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而是留在当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群众，袭击敌人，过着“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的生活，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她和游击队的部分同志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她结识了同乡胡荣，并结成伴侣。
胡荣生于1906年，比秀英大一岁。参加平江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延安，他曾在抗大学习。抗战爆发后，他又受命到平江县领导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到了皖南，任三支队政治部主任。
如今，面临着生离死别，李秀英躲在屋后荆棘丛生的小树林里，听着震耳的枪声，她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手指在树上掐出了血……
枪声渐渐地稀疏了，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静寂。她挂念着亲人！她想冲出去！但当摸到身上的文件包时，胡荣的叮嘱在她耳旁响起：“你要冲出去，包里是党的机密，一定要保护好！”她知道，现在既不能硬拼，也不是伤心和流泪的时候，烈士没有走完的路，她要继续走下去。
李秀英擦干眼泪，艰难地向山上走去。过度的疲劳、悲痛和紧张击倒了她，她只觉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恍惚中，她感到一股清泉沁入心田，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听到一位老人喃喃地说：“哎，总算醒了，有救了，有救了……”老人一边喂她喝水，一边把干粮掰碎了送进她嘴里。“前天晚上，有三个新四军战士被他们打……”慈祥的老人一边照护着李秀英，一边诉说着国民党军队的罪恶。
李秀英猛地一震，她的眼前又浮现出鲜血和硝烟，她的爱人，她的同志，他们在哪儿？“大叔！他们……”老人艰难地摇了摇头，含着眼泪，劝慰着她：“孩子，别哭！身体要紧！”李秀英又一阵眩晕。老人把她背到附近一个山洞里隐藏了起来。晚上，给她送来了干粮，并嘱咐她：“外面的每条山沟里都淌着血水，保安队在到处搜查新四军流散人员，你千万别出去！”李秀英强忍悲痛，掏出身上的钱交给老人，委托他把牺牲的烈士掩埋掉。自己继续在山上躲藏，靠老人送来的那点干粮和野菜度过了11天。敌人搜查过后，她扮成一个哑巴，沿途乞讨，去寻找失去的战友。
但是，李秀英没能找到战友。她病倒了。在泾县后山乡的沙梗村，她被一对贫农老夫妇收留下来。在两位老人的细心照料下，两个月后，病痊愈了，性命保住了，可是却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失去了继续寻找队伍的可能，她只好隐姓埋名，在当地生活了下来。
1949年4月24日泾县解放，人们欢欣鼓舞，共庆胜利，李秀英却整整哭了一夜，她想起了那些艰难的岁月，想起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想起了曾经朝夕相处的爱人胡荣，想着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泪水怎么也止不住！泾县的有关领导了解到她的身世，请她担任了新渡区妇女主任，从此，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
随军部机关一起北移的机要科共有十人，其中四个女同志。1940年底，军部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撤离非战斗人员时，曾动员她们先撤，而她们却坚决要求留下来，担任转移途中的译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