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集中营里，对敌斗争极为坚强，多次利用敌人组织剧团演戏的机会，先后帮助赖少其、邵宇等人逃离集中营，使他们得以返回部队，继续抗日。她自己则由于倔强的性格和对敌人进行的嬉笑怒骂，被反动派视为顽固分子和危险分子。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枪声响了，倔强的姑娘不肯倒下！她不甘心倒下！身中三枪后仍在高呼口号，刽子手端枪的手发抖了……
杨瑞年经受了比别人更多的苦难，却让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她的灵魂无比高贵，她用短暂的一生划出了一条悲壮的人生曲线。李一氓说她：“以对党、对革命的忠贞，自己给自己清洗掉了所谓‘托派’的嫌疑。”“她是新四军的大无畏的女战士，应该追认她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
改名为徐韧的广东姑娘徐瑞芳，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她和杨瑞年一样，当时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有满腔抗日的热忱、强烈的爱国情结，她和丈夫任光都是为了抗日而来到新四军的，她不明白，为什么爱国有罪、抗日有罪？在集中营，她受到了更多的教育，鼓起了对敌斗争的勇气，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以她的坚韧与敌人作斗争。临刑前，她美丽的大眼睛里含着泪花，跟着大姐们发出了同样的吼声。
赤石啊赤石，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难道你真的预示着这里的山石竟要用无数英雄的鲜血来染红？还是因为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你的名字才变成了赤石？
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说：“为了争取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石质的雕像。”我们的新四军的女兵——集中营的女囚——炼狱的女神，每一个人都像一尊不朽的雕像，她们是那样美丽、那样圣洁，又那样坚强，她们矗立在历史的丰碑里，永塑在人们的心目中！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30位新四军女兵中，牺牲在集中营的有9人；五年间不断有人越狱，但成功的却只有可数的三、四人；除通过关系保释的以外，到1945年只剩下6人，直到日寇投降、集中营被迫解散后才获释放。
20岁上下的女孩子，有着如花的容貌、如火的青春，正应该是人生中最美丽、最浪漫、最富有幻想的阶段，她们本不该遭受磨难甚至牺牲生命。是什么力量促使她们放弃优裕的生活，挣脱妈妈的怀抱，义无反顾地走进战争而又视死如归的呢？皖南事变中女兵的遭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毛泽东1939年3月8日在延安作的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么，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1〕这是对女性力量的很高的评价。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看到妇女拿起了枪杆子，很为高兴，她为此断言，无论今后怎样变化，既然妇女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中国也不会是从前的老样子了。
女兵们出入枪林弹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对社会、对民族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普通而平凡的女性
在历史的进程中，每个人都会留下自己的足迹；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女共产党员、女政治家、妻子、母亲、大姐，每一个称谓都代表一种身份，如果把这些称谓集于一身，这些角色由一个人来担任，而且又要塑造得很完美，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新四军女兵的行列里，就有这么一位女性。
她1907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芦洞乡丁家源。当革命斗争的烈火燃烧到平江山乡时，19岁的她在父兄的引导下，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地方妇女工作；23岁时，红军的队伍里多了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与自己的丈夫并肩战斗在湘鄂赣地区；她曾身背行装，过草地、爬雪山、渡天险，跟着大部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曾身穿整洁的灰布军装，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小小的勃朗宁手枪，活跃在皖南、皖北、苏北的山水间；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以病弱之躯，坚韧不拔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她安卧在南京雨花台畔的菊花台，与她亲爱的丈夫、战友袁国平为伴。
袁国平又名醉涵，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我原来以为这是袁国平对妻子邱一涵的爱称，因为他曾经用醉涵的名字发表过文章；又因为他赞扬妻子：“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分明是一派陶醉其中的韵味，其韵味岂止是陶醉，几乎要“微醺”了！作为妻子，能让丈夫如此陶醉；作为丈夫，能如此赞赏自己的妻子，这种夫妻模式是多么令人神往啊！醉涵，焉知不是因为邱一涵之“涵”而“醉”？夫妻之间的情深意切，尽在一个“醉”字中显现。我想像中的这位丈夫一定是风流儒雅、文质彬彬，妻子想必是娇小玲珑、甜美可意，或者是年轻活泼、朝气蓬勃。……我想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的这对伉俪。
我终于读到了邱一涵。纪念她、缅怀她的文章络绎不绝，一篇又一篇，她的战友们、抗大学员们对她的思念绵绵无尽期。我从中读到的她虽是一位平凡的女性，但又无处不透出她的伟大，众多女性视她为楷模，众多战友视她为大姐，众多学员视她为母亲，字里行间浸满了对她的敬仰！
邱一涵，从外表看去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女同志，貌不惊人，身材不高，柔弱、瘦小，曾经裹过小脚，右手还有些伤残，不能弯曲，手背老是肿得像馒头，她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是她的为人，她的爱心，她的微笑和涓涓如细流般的话语，是她顽强、坚毅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使她的人格充满了魅力。她像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着周围所有的人。
她是一个普通人，但她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有一颗伟大的妻子的心，一颗伟大的共产党人的心，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妻子的心。
邱一涵是共产党员，在革命的队伍里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肩上有一副不轻的担子。她知道，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对于女同志十分重要，否则，整天围在丈夫、孩子身边，忙于家庭，长此下去将一事无成，很快便会丧失自我。但是，如果光忙工作而不顾家庭也是不行的。她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革命伴侣的双方，都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事业，不顾对方，而应该相互体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同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并不矛盾，处理得当，二者可以兼顾，事业可以取得成功，家庭也可以和谐美满。
在革命队伍里，有的女同志成了“官太太”以后就没有了自我；还有的则强调自己的工作，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还偏激地认为，这才是革命的态度，导致夫妻关系紧张。邱一涵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了她们。云岭的山山水水都可以作证，她全身心地做着她应该做的政治工作，她把自己的爱心给了包括她的丈夫在内的所有的人。在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上，邱一涵作为优秀政工人员受到表彰，她和袁国平、薛暮桥和罗琼、朱镜我和赵霞君三对夫妇成了全军的模范夫妇。
袁国平是革命家，也是个才子。
1938年，袁国平奉调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后又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作报告、演讲从不用讲稿，却能出口成章、引人入胜，极富鼓动性，每次讲话记录誊清后，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他撰文、写诗，常有作品发表。新中国成立后，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选有他的诗作，其中有一首是赠给在国民党军里的黄埔同学的，诗曰：“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争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
袁国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9岁。接着他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土地革命以及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过红四师党代表、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二校的政委、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当时在湘鄂赣特委宣传部工作的袁国平与邱一涵认识，并于1929年结为连理。他们比翼战斗，携手前进，共同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在皖南，他们还被评为模范夫妻，在军部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受到表彰。
1940年底，云岭的上空寒风阵阵，大地一片萧瑟。新四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不得已而决定离开皖南北移。“金牌十二急相催，委曲求全泪暗挥”〔1〕。皖南的军民被一片愁云团团笼罩，被深深的离情别绪紧紧包裹。老百姓每天都到司令部向新四军发出“你们不要走”的请求：“你们在这里，谁要打你们，我们都起来帮你们打。”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以战斗胜利为目标，袁国平慷慨激昂地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背起这个民族的十字架！”他的话，沉重中透出一片真诚。在凄风苦雨中，袁国平起草了《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用通俗易懂的句子宣传新四军东进的目标和意义，结尾处还用了一首鼓动性很强的自由诗，诗中写道：“前进号响了，大家准备好，子弹要随时准备上膛，刺刀要随时准备出鞘。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向敌后抗战的大道。顽固派滚开，投降派打倒，日本鬼子碰到了，打完子弹拼刺刀。不怕山又高，不怕路又遥，山高总没有雪山高，路遥总不比长征遥，敌后进军胜利了，自由的中国在明朝。”这首诗被军中作曲家任光和毛中玉先后谱成曲，作为《新四军东征歌》唱遍全军。
皖南的气氛中，多了几许悲壮，多了几许乐观和激昂。袁国平和大家一起唱着这首歌踏上了北移的路，但这首歌却成了他生命中的绝唱。在皖南事变中，他身负重伤，同志们用土担架抬着他走。在四面临敌的情况下，袁国平再三要求同志们把他丢下以争取时间突围。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替我向党汇报……”最终以身殉国。
1927年，袁国平在随北伐军讨伐夏斗寅、许克祥叛乱前，曾将一张照片寄给母亲，并在背后写道：“此行也，若杀身成仁，则以此影作为永别之纪念。”到新四军前，他又在一封信中告诉家人，他正在请求上前线，“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他的誓言成了忏语，为了祖国，他捐躯疆场。
皖南事变前夕，邱一涵因为身体虚弱，不能随大部队行军，于1940年12月底，由乐群陪同撤离皖南到了上海。后历经千辛万苦转移到苏北盐城新军部。当袁国平牺牲的噩耗伴随着不公正的评价一起传来时，邱一涵捧读着袁国平以前写给她的信，泪如雨下。俩人并肩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湘鄂赣边区崇山峻岭中的战斗足迹，长征路上的艰辛岁月，皖南山乡的烽火年华，全都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十年征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国平的豪言壮语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脑际回旋。是啊，革命还没有成功，它需要有人抛头颅、洒热血。整个国家民族正在遭受不幸，自己不能被个人的不幸所击倒，要振作起来。邱一涵擦干眼泪，振作精神，以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的毅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
邱一涵的卧室床头上方，始终挂着一幅很大的袁国平的半身照片。照片上，袁国平戴着眼镜，穿着军装，英俊潇洒，亲切地微笑着。照片的边框上写着一首短诗，署着“醉涵”两字。1941年元月，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牺牲后，邱一涵一直只身独处。她终生都在思念着他。白天，她忘我而平静地工作，谈笑自如，没有人见她流过眼泪；而在孤灯长夜，她会对着她的国平诉说心语，任大滴大滴的泪水挂满两腮。
邱一涵的房间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布口袋，这是她用各色碎布拼缝而成。这些类似于当今时尚的布制工艺品，出自于邱一涵的手中，并不是因为她有闲情逸致，而是她用来消愁解闷的一个方式。战时的农村，老百姓能做到安安稳稳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不错了；部队里，战士们自有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而她 ，却要考虑第二天的工作，要思念她的亲人，更何况，由于惨痛的皖南事变的发生，新四军损兵折将，中央作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使邱一涵的内心更为苦痛与矛盾。她在极其悲苦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