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中，只能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聊以自慰，有意打断千丝万缕的愁绪。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共产党人的心。
在皖南，邱一涵先后在教导总队担任宣传科长和组织科长。军部上下，没有人喊她邱科长，几乎一致亲切地称她邱大姐。在一群年轻的女兵中，她稍长几岁，当时已有30多岁，年龄上是大姐，但最主要的还是她的品德、她的风度、她的为人和她的诚恳。邱一涵的政治工作充满了人情味，人们都说，她能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坎里。
当年的红小鬼、现已近80高龄的孔济仁老人至今难忘两件事：
教导总队青年队有个小伙子，仗着自己是红小鬼，年纪虽小资格老，平时有些骄傲，他竟不顾部队的规定，居然写条子约女生去山上玩，公然追求起女生来。全队为此沸沸扬扬，影响很大。邱一涵找他谈话，话不多，仅一句话就把他说得低下了骄傲的头。邱一涵对他说：“你的年龄太小、太小；做这种事太早、太早！”语气的诚恳和痛切，震憾人心，小伙子幡然醒悟，其他人也把这句话铭记在心。
还有一次，教导队组织演讲比赛，素有机灵鬼之称的孔济仁被推荐参加。平时伶牙俐齿的小鬼，到关键时刻不免有些紧张。为了帮他松弛情绪，邱一涵特地带他到山上练习。她指着山上一片松树林说：“你看，这些都是你的听众，你拿着讲稿对着听众讲，松树被风吹过的哗哗声，那是听众在鼓掌；没有声音，那就是他们在静静地听，你都不要管它，只管讲，把它讲好、讲清楚。”〔1〕这样的耐心，这样的话语，小伙子能不成功吗？
邱一涵担任教导总队宣传科长时，除了面向十个连队外，还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总俱乐部的工作上。总俱乐部云集了20多个具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体育特长的年轻人。如毛中玉、沈西蒙、郑山尊等。
总俱乐部设在中村的一个破祠堂里。一个破旧的祠堂，因为有了年轻人的出现而变成既富有战斗气氛、又轻松热烈的活动中心。
为了开展连队活动，总俱乐部经常举办文化教员和活动分子的短期训练班，怎样指挥唱歌、怎样画漫画、怎样出墙报、怎样写美术字、怎样排戏以及怎样吹口琴等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在战斗空隙或行军途中，俱乐部的年轻人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减轻战士的疲劳。举行晚会时，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把节目搞得新颖别致、与众不同：如利用剪影艺术，将战士的种种造型和表演通过灯光在幕布上反映出来，类似皮影戏的手法，真是别出心裁，新四军战士喜爱地称为“土电影”；在布袋木偶上画上脸谱，前后操纵，又说又唱，逗得战士们笑声不断；演员们扮演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扮演的非洲黑人，维妙维肖，连史沫特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连声说：“真是扮得像透了，演得真像！活生生的！”
这里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原来是抱着上前线杀日寇的一腔热血投奔新四军的，及至到了新四军后却没能拿枪杀敌，而是在写写画画、唱唱跳跳，既不过瘾，又似乎没多大意义。邱一涵时刻关注着他们，经常找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宣传抗日、宣传新四军做工作。她对年轻人说：“现在的学习、工作，总俱乐部的各项活动，直到我们新四军平时的训练、战时的流血牺牲等，全是为了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这个伟大目标。”她把宣传工作的意义掰开揉碎地说给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总俱乐部曾组织过一次乒乓球赛。曾在总俱乐部工作过的孙琳对这次球赛记忆犹新，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毛中玉点上汽灯，把俱乐部大厅照得亮堂堂的。他邀来当时在教导总队入伍生队学习的乒乓球高手姚冠凡和陆里等人来打表演赛，吸引许多军民来观看。陆里是攻击型打法，姚冠凡是防守型的，他们俩人，一个用近台快攻战术，连连发起攻势；一个远离球台稳稳防守，像海底捞月那样把球削回去。精彩的表演博得观众声声喝彩和阵阵掌声。一个当地老乡感叹地说：“你们新四军里什么人才都有哇，真了不起！”旁边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风趣地问道：“你们这些人为啥不到中央军去升官发财，偏偏投奔驻在山沟里的新四军呢？”接着自问自答道：“这是新四军得人心哪！”就这些短短的同时又是普通的话语，竟使孙琳深有感触。他立刻想到邱一涵的话，也越发理解她的话里所包含的深刻涵义了。这次乒乓球赛给孙琳上了生动的一课。
邱一涵是个务实、可亲的领导者。不仅在皖南，后来在抗大四分校、江淮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无不如此。
淮河之滨、洪泽湖东的淮宝县仁和集，新四军军部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她是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的政策和进一步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下创办的，她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党的地下交通线的引导下，陆续来到淮北、淮南根据地，进入江淮大学学习。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刘瑞龙等领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和谭震林、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等亲自执教。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了自由的天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
为了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江淮大学成立了党支部，支部工作由抗大四分校党组织领导，当时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邱一涵直接负责。邱一涵从此与江大支部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为支部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支部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邱一涵要求支部委员不要把秘密的支部工作搞得神秘化。支部工作的对象是一批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来自大城市各个不同家庭和不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他们能来到这里，说明他们有抗日爱国的愿望，因此要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以适应他们不同的心理，做好团结工作和思想工作。
在邱一涵的具体指导下，江大支部在学员中抓了两头：一头抓原来就是地下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对他们继续培养，通过生活、学习、劳动推动他们团结广大群众，发挥骨干作用，为今后入党创造条件；另一头抓少数进入根据地思想还不够稳定的学员，对他们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去联系他们，做到责任到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
邱一涵的政治工作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怕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们过不惯当地生活，特地关照给他们优厚的菜金标准，每天早餐除了稀饭外，还有油条等点心；冬天给每人发一件棉大衣，享受着连以上干部的待遇。同学们感到很不安，要求取消这些优厚待遇。邱大姐亲切地对他们说，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希望提出来。同学们把关怀化为了动力。
抗大四分校保卫科长吴剑，因身体不好，已到而立之年还未成家。邱大姐一方面为治疗他的病痛而操心，一方面为他物色理想的爱人。校部收发室王凌淳厚朴实，有一颗善良贤慧的心。邱一涵穿针引线，当起了“月下老人”，把王凌介绍给吴剑。在王凌的精心照顾下，吴剑的病很快痊愈。他们俩人相濡以沫，亲热相处，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江大支部组织委员徐秉渊每次去邱大姐那里汇报工作，邱一涵都要留她住宿，与她促膝谈心，临走从不让她空手，或是一条肥皂，或是一双布鞋。一条肥皂，一双布鞋，在我们眼里，根本微不足道，可是这一切都是邱大姐省下来的，对毫无外援的徐秉渊来说却无疑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弥足珍贵。
解放后一直在安徽工作、现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徐秉渊，后来改名为左政，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浙江姑娘。她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地主家庭，是家里的小九妹。她和她的八位哥哥姐姐都离开家乡在外面上学。徐秉渊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童话书，住校期间，学校里所有的童话书几乎都给她看完了。从童话书里，她认清了善良和狠毒，分清了正义与邪恶，成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小姑娘。中学时就因为反对学校搞“填鸭式”教育而勇敢地上街游行；“七七事变”后，她从上海回到浙江，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因为家里不让她去重庆，她冲破家庭阻挠，坚决要求返回上海。在上海她参加了地下党，却又因为编印了一期比较激进的小报而暴露了身份，只好随地下党到了淮北。因此她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家里找不到她，她也失去了外援。邱一涵对她既像大姐又像母亲，晚上睡在一起，无话不谈。邱大姐亲切地与她谈长征，谈延安，谈革命。第二天，左政捧着大姐给的礼物，心里充满了温暖。直到今天，只要回忆起这暖人肺腑的一幕，左政的眼里就会涌上感激和思念的泪水。
女同志每个月都有几天特殊的日子，如果这几天是在妈妈身边度过的话，那肯定要撒撒娇，捂着肚子喊几声“难受”的。可是在部队里，身边有这么多男同志，怎么撒娇？向谁撒娇？出操时，因为来了“例假”，请假免操时，值星的指挥官会说：“什么例假、例假的，我们怎么没有？”部队里为照顾女同志，每月在生活费中多发给5角钱卫生费，男同志又提“抗议”：“她们讲卫生，我们就不用讲卫生？”陈毅曾哭笑不得地用他的四川方言说那些男同志“真是个哈马哥！”
江大的女同学真是幸运，她们碰上了邱一涵。她们都会记得，邱一涵以女性独有的细心，总是及时地给她们送来生姜和红糖，给她们送来“妈妈”的爱。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
常说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体现在邱一涵身上的母爱更多了一层博大。
袁国平和邱一涵生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在湖南出生，取名“雅音”。他们俩人出去工作，无暇顾及，接着又打游击，又长征，孩子就放在老家，根本就没有带出来；第二个是儿子，在皖南出生，取其谐音，孩子的小名就叫“浣郎”。为了工作，小浣郎未满周岁也被送到湖南邵东县袁家台，托给奶奶抚养。
抗日志士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私地奉献，他们的孩子也把自己的童年和母爱无私地舍弃。孩子本应在妈妈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吸吮着母亲香甜的乳汁，充分享受着母爱，但是，国难当头，妈妈要顾国家、顾民族，只好委屈自己的孩子了。雅音和小浣郎与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出生的革命后代一样，从小就得忍受骨肉分离的孤苦，忍受各种磨难。直到很大，他们还不知道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每当与好朋友谈起自己的孩子，邱大姐都忍不住思念的泪花，她的眼前老是晃动着孩子们的身影，仿佛看见孩子的小手在山上拣拾柴禾；仿佛看见孩子正蹲在奶奶身边，看着奶奶往灶里添着柴禾，熊熊的灶火映红了稚嫩的脸庞；又仿佛看见孩子正搀着眼睛已经看不见的奶奶到门口晒太阳……孩子才几岁，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呢！邱大姐心底的这份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割舍的。但是，为了工作，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把爱埋在了心里。
1946年邱一涵因为身体不好，到上海治病，住在童紫家里。她为童紫新出生的女儿又是做小布鞋，又是在小绒衣上绣花，看着孩子的眼神是那样深情、慈祥。可以看出，她把对自己孩子的一片思念和爱怜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童紫不忍见邱一涵对孩子的苦苦思念，也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便托她经商的姐夫去湖南设法把孩子接到上海，母子终于团圆。
说起童紫，可真是位热心人。
童紫，也叫童树民，是个能干非凡的新四军女兵，也是位热心助人的新四军女兵。在军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童树民的。每次集会，那个指挥唱歌的女兵一定是她，她高高地举起双手，有力地挥动着，在空中划着节拍，每一句乐曲结束，她的双手正好停在腰间，非常有趣。有她指挥，文化队的歌声就特别响亮。《新四军军歌》作成后，就是由她和另外两位男战士教唱的。
哪一天童树民值厨，大家一定非常高兴，因为今天一定能吃到她拿手的上海风味的八宝饭或红烧肉了，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口水直滴。
难得的是，她还是一位善于和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在皖南，她看到文化队教员徐若冰有严重贫血，经常头晕，上课没精神，马上想方设法每天请炊事班买一角钱菠菜和猪肝，给徐若冰做一碗菠菜猪肝汤喝。一个月下来，徐若冰居然头也不晕，脸色也由苍白而红润，贫血现象没有了。她懂医道，在上海隐蔽时，曾任上海地下党第一任医药卫生界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开业医生。后来她一直在卫生战线热心地为别人服务，充当着人们健康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