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这位老人是在她的家里。当时她正在为自己注射胰岛素，轻而易举，十分熟练，一点也不像8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是采访新四军女兵的事，她立即笑声朗朗，话语喧喧，滔滔不绝地说开了。真的是“童音未改，紫气永存”啊！
童树民有一双灵巧的手。邱一涵的小浣郎到了上海后，她看到孩子全身上下穿的都是用黑色粗布做的乡下服装，在花花绿绿的上海显得十分显眼。为了不被人怀疑，童紫立即动手，给他织毛衣、做衣服、买外套。浣郎本来就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换了装扮后，很快就像个上海小学生了。
邱一涵爱孩子但不溺爱孩子。她教导女儿雅音要摆脱家庭和孩子的羁绊，到革命工作中去锻炼，要自己努力奋斗。对心爱的儿子，她遵从袁国平的意思，给儿子取名浣郎，为的是要他记住皖南精神；上学后起名振威，要的是振我军威。让孩子与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起上学，不上干部子弟学校，为的是要他从小生活在群众中，做群众的一员。没有玩具，没有高档衣服，没有自行车，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振威自己也只知道爸爸是炊事员，当他遭到同学的嘲笑回家向妈妈抱屈时，妈妈告诫他，不要与人攀比，她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司令员不行，政委不行，所有人都要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老师和同学一直以为他是炊事员的儿子，直到邱一涵去世的消息见报，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
邱一涵是普通而平凡的，她的儿子也是普通而平凡的。邱一涵留给孩子最珍贵的遗产是：“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现已是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袁振威为人正派，待人宽厚，作风朴实，工作勤恳，完全秉承妈妈的优秀品德，不愧是继承父母未竟事业的好后代。
之所以说邱一涵的母爱更多了一层博大，那是因为她对战友的孩子视若己出，对她的部下也充满了母爱。
袁国平和邱一涵与彭雪枫是老战友、老朋友，他们早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袁国平牺牲后，邱一涵虽然仍忘我地工作，但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彭雪枫经常看望她，并要爱人林颖向她学习，多关心她，多亲近她。邱一涵后来调到彭雪枫所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在抗大四分校工作。彭雪枫牺牲后，性格坚强的邱一涵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忍不住与林颖抱头恸哭。彭雪枫的遗腹子彭小枫出生后，邱一涵把他接到自己身边，亲自照顾，把对自己孩子的爱、对战友的情全部倾注在孩子身上。
战友卢华的女儿卢小萌也成了邱一涵的女儿。只要孩子一来，邱一涵就会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珍藏着的几颗糖放在孩子的小手里；从小食堂打来的菜，拣好的都拨到孩子的碗里。听着孩子清脆的笑声，看着孩子可爱的小脸，邱一涵的眼里充满了笑意和慈爱，那眼神简直能把人心都融化掉。
邱一涵还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她的技术书记董昌达。
1943年除夕之夜，政治处全体同志在“家长”邱一涵的率领下，欢聚一堂。小小的草房里点了一盏油灯，油灯里多添了几根灯草，屋子里显得格外亮堂，气氛温馨融和。邱一涵微笑着，看着大家尽情地嬉笑。宣传干事卢华是个活跃分子，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他宣布拜年开始，把小董拉到邱一涵面前说：“快给妈妈磕头拜年！”小董慌慌忙忙地赶紧给邱一涵鞠了一躬。邱一涵笑眯眯地连声说：“好了！好了！”小董红了脸，往事一幕幕地涌现在脑际。
抗大政治处驻地是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内柳树成行，村外沟溪环绕，环境十分幽静。政治处同志的房子是部队自己用芦苇、稻草、泥巴、毛竹盖成的，虽然简陋，却很干净。门前一个小场院，夏天的夜晚，倒也凉风习习。但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夏夜的蚊子很厉害。
邱一涵立即想到了小董。小董才来报到，肯定受不了这些厉害的蚊子的侵扰。可是部队规定，只有营级以上的干部才能配备蚊帐，政治处除小董外都是营级干部，他是个连级干部
，是领不到蚊帐的。一天上午，邱主任喊：“小董，来一下！”小董喜滋滋地来了，嬉皮笑脸地问：“邱主任，又让我吃小炒啊？”因为邱一涵身体不好，又是旅级待遇，按规定每顿饭伙房多给她做一盘小炒，可是，吃饭时，她总是喊别人去吃她的那份小炒。
邱一涵也喜滋滋地对小董说：“看！给你一顶小蚊帐！我发了一顶新帐子，这顶帐子给你挂。这里蚊子太多了……”小董接过蚊帐，感到了一股暖流。
他很需要一顶蚊帐，有了这顶蚊帐，大大小小的“轰炸机”就奈何不了自己了。可是，按规定自己是不能有蚊帐的。怎么办？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最后他把蚊帐上交给了校供应处。
邱一涵生气了，而且气得哭了！她气冲冲地到宿舍找到小董，发了脾气：“谁叫你把帐子交掉的？这是我给你的！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古怪？”单纯而天真的小伙子吓坏了。他平时看到的只有邱主任温和的笑脸，这样认真地发脾气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惶恐地低下头。他不知道，他深深地伤害了一颗母亲的心，他拒绝的不是一顶小小的蚊帐，拒绝的是一份浓浓的母爱。
这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并为此内疚不已。面对着慈母般的邱主任，借拜年之际，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邱一涵是个普通的女人，也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有着所有女人都拥有的梦想——爱情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但她却承受了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承受的痛苦，她的单薄的身躯里蕴藏着的是充盈的精神和耐力。一个人貌相平平，不露锋芒，不动声色，但在人格上却卓然而立，楷模万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这种人格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远远超出一般人滔滔说教的威力。邱一涵以她非凡的人格力量鹤立于新四军女兵的行列之首。
自黄土高坡的指导员
八队的政治指导员王仪是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夫人。
我见到老夫人是在1999年10月，当时她已有80多岁高龄。一头灰白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一件家居的旧的灰色羊毛衫衬着她本来就显得苍白的脸庞，身体不太好，一般情况下她不愿接受采访，但听说是关于新四军女兵的事，她的精神明显地好了许多。一个上午，她深情地说着女子八队，说着那时的虽苦犹荣的艰难岁月。那时的日日夜夜是她终生难忘的。
陪我同去的周临冰见她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担心她的身体，时不时问一声：“王仪同志，你吃得消吗？”王仪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可以，可以。”谈话期间，她还不时起身，一会儿吩咐削一盘水果来，一会儿又去拿她自己写的文章来，还让她的孙子帮我把文章复印了下来。
王仪取来了她的日记本，翻到1996年10月，上面有她的《感怀》诗一首，她把自己的一生轨迹浓缩在这首诗里。
黄土高原瘠又贫，
人民造反求生存，
先驱老师启心灵，
决心献身为人民。
倭寇入侵步步深，
八年抗战历艰辛
三年斗顽浴血战，
压顶“三山”溃败成。
高歌欢腾庆解放，
民主革命立丰碑，
建国创业尤艰巨，
改革开放迎新春。
人民生活大变样，
勿忘先人血汗甜，
慎防自腐保硕果，
最高理想长铭记。
老夫人一直想把这首诗发表出去，她觉得诗虽然写得一般，但却反映了自己的心声，既用于回顾，又用于自勉，还是有意义的。
王仪出身在陕西清涧县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父亲虽熟读四书五经，但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任何特长，既不会经商，也不会当官，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王仪小学毕业时，县教育局要选择一名毕业生任本校教员，结果选中了聪慧的王仪。这时家里也正需要她有一份工作，好贴补家用。然而，王仪却不干。她坚决地对家里说：“我才14岁，没有社会经验，凭我这点浅薄的知识，如何去教育别人？如何去为人师表？我还要读书！”
地瘦人稀、经济落后的黄土地上，比较早地撒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王仪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受身为共产党员的校长和几位女教员的教育，小小年纪就已读社会进化史、读普罗文学〔1〕；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识字班教社会上的文盲儿童。她早就分得清是非善恶。王仪是不想在不得人心的县长和县教育局长手下做事。
家里自然不同意她去上学。当时县里没有中学，上学要到榆林去，需要费用；再说哪有女孩子出去抛头露面的？于是，父母明确地对她说：“女孩子出外上学，没有先例！”在家里掌权的四祖父对她说：“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准去！”生在封建家庭的王仪，偏偏在时代的启示下，具有了叛逆的精神，她不甘心被驯服，她要拨开这阴暗的云雾，寻找光明，与命运抗争。她采取了绝食斗争的办法。
我看着坐在沙发里的安详而清瘦的老人，想必年轻时是一位清秀娇弱的女孩，想不到她娇小的身躯里却蕴含着如此刚强的反抗烈火。赢得斗争胜利的小姑娘，终于能走出家门，到了当时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榆林，就读于陕北惟一的女中——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枪声响彻了西安城。王仪参加了学生请愿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临潼进发，准备向蒋介石呈述学生的爱国要求。在路上，队伍遇上了张学良，他面对着请愿的学生队伍，激动得声泪俱下。张学良深情地说：“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我深表同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我痛心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走在路上，似乎感觉到同胞们在背后骂我、责备我，作为军人拱手奉送自己生长的土地给敌人，这是最大的耻辱。我愿和同学们一齐努力，过几天我会有行动回答同学们的要求。”站在他背后的随从人员和请愿队伍里的东北大学的同学们，都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刹那间，口号声和哭声连成一片。王仪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西安事变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王仪也从此放弃了学业，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到抗日爱国工作中去。不久，由中共陕西省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她的小学同学介绍，王仪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并离开西安到位于云阳镇的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和李一氓结婚就是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
1936年12月，已过而立之年的李一氓在陕西省委任宣传部长。自从五四运动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他参加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位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知识分子，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不像知识分子，倒更像一员武将。
王仪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期间，尽心竭力，勤奋好学，以饱满的热情对待组织上交给的每一份工作。
省委机关静悄悄地坐落在两个小院里，平时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院子里办公，其余人都外出工作去了。吃饭时在一张小圆桌上，他们相识了。由省委书记贾拓夫撮合，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七七事变”以后，李一氓离开陕西省委到了延安，王仪也到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李一氓问王仪：“中央派我去新四军工作，你家在陕北，愿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南方，到新四军去呢？”王仪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愿意！既然是抗战需要，我一定随你一起行动。”就这样，学业尚未结束，她和李一氓一起到了新四军。
王仪的风格与于晶不同。于晶风风火火，泼泼辣辣，像个男同志，看上去也比较严肃；王仪性格温和，稳重大方，说话轻声细语，循循善诱，做政治指导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女孩子们想家的问题、恋爱的问题，甚至还有“馋嘴”问题、胆小问题，再加上青年队小鬼们调皮捣蛋把姐姐们惹哭了的问题，全靠思想工作一样一样地做。这些都是“小事”，王仪还有一件难忘的事。
有一天，八队增加了一个新学员，大家非常欢迎，给她换上军装，编了班，参加学习。她上课很用功，学军事操练也很刻苦，惟其平时不爱说话，与人接触时，只是淡淡一笑，从不谈家庭和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