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个月以后，忽然来了两个人，声称来接小姐回去。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是国民党要员陈布雷的女儿，出于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做了家庭的叛逆而悄然出走到了新四军。陈布雷通过关系打听到了女儿的下落，派了警卫员、带了轿子要来接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回去，平时不声不响，看似柔顺，现在却反抗甚烈。考虑到当时正值国共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之际，不能把关系搞僵，从大局出发，王仪等八队的负责同志觉得还是应该动员她回去。王仪挽着她的手，对她说：抗日的途径很多，抗战中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别的地方也能发挥你的作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参加抗战，都是一样为国效力。动员了半天，她很难过，但也只好含着眼泪，脱下军装，坐上轿子走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仪已经想不起陈布雷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了，只依稀记得好像叫“陈明”或者“陈林”。为了寻找陈家的这个“叛逆”，我曾问过一些当年的女兵，可她们也不记得了。后来，在一些史料里，我接触到陈布雷和他的家庭的一些情况，发现陈布雷有三子二女，两个女儿分别叫陈和陈琏。陈琏确曾秘密失踪，也确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但均未提到她曾到过皖南。也许王仪的记忆有误？然而，女子八队看来是有过这样一个姑娘，老夫人既言之凿凿，又把这个过程叙述得有条有理，且记忆中的名字“陈林”与“陈琏”又几乎同音，因此，我不认为老夫人记忆有误，我宁信其是。
陈布雷结婚五年以后，他的妻子每隔一年便为陈家添一个孩子，连续添了三个儿子以后，仅隔两年，又连着生了两个女儿。1919年，小女儿出生不及满月，陈布雷的妻子便因生育过频，导致气血两亏而撒手西归。陈布雷抚着爱妻的遗体，失声痛哭。小女儿的呱呱啼哭唤醒了陈布雷，他把妻子的离去归罪于这无辜的小生命：“都怪你！都是因为生了你！你这个孽障！”失去理智的他抓起襁褓中的婴儿，便从楼窗口扔了下去，幸好给楼下天井棚架篾顶接住了。人们将她救起来，她竟安然无恙。外婆一把抱过孩子，连声唤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并大骂陈布雷：“你疯了！你不要她，我要！我来养她！”冷静下来的陈布雷给孩子起了个“怜儿”的名字，长大以后，取其谐音，怜儿改名为琏儿。
20年后，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陈琏来到重庆父亲身边。此时的她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告诉父亲，抗日是爱国行为，自己要参加抗日。
也许就在这之前，她曾离家出走到皖南，当了两个月女子八队的学员。家里人找不到她，才通过陈布雷的关系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找到了她，一乘小轿，硬是把她抬离了抗日的战场，把她抬到了父亲的身边。
陈布雷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陈琏，眼里充满了爱意。他发现女儿长大了，虽然出生凄凉，历经磨难，但她和自己的年青时代一样，也有着一腔热血。他完全相信女儿不会做有辱陈家“清白家风”的事情，女儿要抗日，他没有理由反对。1939年夏天，陈琏考上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从此告别父亲，远赴昆明，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另一个新的起点。
初到云岭的时候，从地方干部到军队干部，王仪也和大家一样遇到了不少困难。李一氓身负秘书长重任，公务十分繁忙，根本无暇顾及王仪，同时也因为李一氓对自己、对妻子要求甚严，在军部，俩人并不住在一起，而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过着集体生活，只是一星期见一次面。因此，王仪和所有的新四军女兵一样，几乎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
李一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不苟言笑、挺严肃的一个人，对己对人要求都很高，实际上他却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泾县云岭“大夫第”院落里，住着项英、李一氓、张云逸等领导人，项英住室的楼上有一间小阁楼，军部机要科、速记班的几个女同志就住在楼上。李一氓偶尔会跑到她们那里，检查她们的内务，甚至检查她们的抽屉。一天，施奇把自己的绑腿随随便便地扔在抽屉里，而没有按规定卷好放在固定的地方，李一氓悄悄地把它没收了。第二天，施奇找绑腿，怎么也找不到，脸都急红了，又不敢大声嚷嚷。从此以后，施奇再也不敢随便乱放东西了。姑娘们虽然有时会感到秘书长“真可恶”，但是一个个却又十分感激他、尊敬他，因为他会把姑娘们坐的桌子经常变换角度，以免把姑娘们的眼睛搞坏了；他会经常告诫姑娘们，趁年轻要多学点东西，谈恋爱不要急，等等。姑娘们知道这是个细心的秘书长，是个像长辈一样关爱着她们的秘书长。
李一氓与王仪没有卿卿我我，没有儿女情长，炽热的感情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他不会因为王仪是自己的妻子而格外照顾她。也许是乍从北方来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王仪在皖南时身体并不好。生病了、发烧了，全靠八队的姑娘们照顾她。有一次，王仪又发烧了，昏昏然躺在空旷的祠堂里，部队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毛维青在静静地守护着她。王仪似乎艰难地行走在广袤的沙漠里，口干舌燥。“水！有水吗？”她喃喃地呼喊着。
毛维青端着搪瓷缸子，想不出到哪里去找水。平时都是喝凉水，可发烧的病人怎么能喝凉水呢？毛维青发愁了。她双手托腮，坐在指导员身边，一筹莫展。忽然，她看到了小油灯，聪明的姑娘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她点上小油灯，往搪瓷缸子里倒上一口水，放在豆大的油灯上烧开，喝一口，再烧一口。指导员喝着甘甜的开水，干枯的嘴唇渐渐滋润，很快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1939年10月，王仪要生孩子了。她带了一点钱，带着腹中的孩子转移到了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由于产前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怕暴露身份，成天关在屋子里不活动，这个孩子生了三天三夜，痛得死去活来。最后在一家私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后，王仪又昏迷了三天，带去的经费全部用来抢救母女俩人了。
出院后，王仪带着孩子隐蔽在丽水附近龙泉的一户老百姓家里。当时那里土匪很多，经常出没在山里。为了躲避土匪，每天都要躲来躲去，老百姓为她背着孩子，她拄根棍子，拖着产后极其虚弱的身子，走得十分艰难。
王仪在60年后叙述这些事情时，显得十分平静，她认为跟出生入死的新四军战士相比，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她不感到苦。可是在当时，她想念部队，想念姑娘们，也想念李一氓，不能让孩子拖住自己革命的步伐。她狠了一狠心，找到地方上一个女共产党员，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孩子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妈妈就离开了她。王仪只身步行到龙泉县，再坐竹排到了丽水，最后回到了军部。
直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解放，局势稳定，王仪夫妇才派人到丽水打听孩子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一户老乡家找到了已经十岁的孩子。那时，她已经成了这户人家的童养媳。原先收养孩子的老乡因凭空添了一个孩子，负担加重，等孩子二、三岁时就把她送到了龙泉县育婴堂。孩子在那里长到七、八岁时便被老乡家买去做了童养媳。小姑娘长期得不到母爱，又经常遭到打骂，性格十分孤僻，也十分倔强，对派去找她的陌生的叔叔十分警觉，一路上都瞪着恐惧而警惕的大眼睛，她不知道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家。那位陌生的叔叔一路上对她倍加呵护，买了许多好吃的，还对她讲：“到了北京后，要叫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爱你，非常想你”。孩子其实并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概念，到了北京，见到一屋子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叫爸爸妈妈。
事前，李一氓对王仪说：“不管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把她认下。”现在，孩子就在面前，一股母爱油然涌起，王仪揽过了孩子，抚摸着孩子头上的伤疤，含着激动的泪花说：“我的孩子，是我们的好女儿！妈妈让你受苦了！”
1943年，在淮阴，王仪把不满周岁的第二个女儿安置在一个女教师家里，自己又去忙工作了。而近在咫尺的李一氓也从未去看望过孩子。他说：“如今战争年代，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现在哪有功夫去看孩子呢？”不是他不爱孩子，而是他心中装着其他更多的孩子，装着祖国的革命事业。无论是他在找回第一个孩子时说的“不管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都要把她认下”，还是在淮阴时说的“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都说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长期从事外事工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制定和贯彻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王仪则长期在外交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负责对亚洲及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联络工作。1978年，年近花甲的王仪转到中国红十字总会任副会长、党组副书记，直到离休。
丁家山的邓三姐
1939年7月的一天，从丁家山村口的一栋三间两厢居室里传出婴儿宏亮的啼哭声，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呱呱坠地。他的母亲邓六金抱着头胎儿子，又是喜欢又是发愁。喜的是孩子虎头虎脑，长得酷似他的父亲曾山，愁的是添了孩子有了拖累，以后还怎么出去工作。邓六金思前想后。想当年自己担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后，先后当过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经常深入宁化、长汀等地，做扩军和慰劳红军工作，帮助百姓坚壁清野，一向风风火火，泼泼辣辣，那时单身一人，放开手脚干就是了；可现在有了孩子，手被束缚住了，脚被拖住了，当初真不该结婚。女同志一结婚就要生孩子，生了孩子就会拖累工作，这本来是早就想到的。可现在怎么办？
邓六金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几乎与新四军军部同时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局，继军部从南昌移驻泾县云岭后，也于1939年初搬到了云岭，办公和居住地点就设在云岭乡丁家山村口的一栋旧宅内。
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有3位著名的大姐：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副部长章蕴、干事邓六金。按年龄分，人称李坚真为大姐，章蕴为二姐，邓六金为三姐。李大姐和邓三姐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干部。在新四军女兵的行列里，她们备受尊崇。
东南局搬到皖南后，对外称民运部，他们的工作确实也与发动群众的民运工作分不开。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们动员亲人参军、做军鞋、送军粮；组织妇女识字班，教育她们破除迷信，反对封建意识等。当时的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都是她们经常去的地方，有时在那里蹲点，住好长时间。在这期间，她们与老乡们一同干活，一同拉家常，渐渐地与老百姓无话不谈，老百姓把她们视为贴心人、主心骨，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并积极行动起来。邓六金因为干农活在行，经常与庄稼把式抢着犁田使牛，更使老百姓感到亲切。邓六金在当地小有名气。
邓六金是个普通的女性，但她一生却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
从小命苦。1911年9月邓六金来到人间，迎接她的是家徒四壁的小房子和她的五个哥哥姐姐。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父母早早地为她取好了名字，喊她“六金”是希望她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名为“金”，实无金，出生后不到10天，还是被一贫如洗的父母抱给一户没有男孩的人家做了“望郎媳”，也叫“等郎媳”。顾名思义，望郎媳担负的是为婆家盼一个儿子来的使命，她自己则要耐心地“等”，等到这户人家的儿子出世，她就成了童养媳；如果等不到，则要被斥责为“命不好”、“不吉利”等。封建习俗给女性的压力太大了。
6岁开始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口饭吃；农忙时，还要跟着养父母做农活。贫寒的家境和特殊的地位磨炼了她，从小便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小小年纪就会淘米、摘菜，能挑粪、插秧，还很快学会了男人干的活，犁田、使牛一样也难不倒她。这些本领在她后来参加革命队伍在农村开展妇女工作时全都用上了。
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到了她的家乡福建上杭，这个苦命的小女子才摆脱了封建贫穷带给她的厄运。18岁的邓六金感到天地从此一新，她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成了这个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来随大部队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
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被作为光荣的历史流传于世，它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然而，当年的许多事实却是后人无法想像的。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风雨侵衣，野菜充饥，爬雪山、过草地，遇到的是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每天都有人牺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