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条件做手术，组织上决定让她转道上海。邓六金在童树民的陪护下，分别骑一匹马、一头骡子，脱下军装，换上蓝布旗袍，化装成姑嫂俩人，一路辗转，从茂林到岩寺，从金华到温州，安全抵达上海，排除了肿瘤，并顺利地产下了二儿子曾庆淮（为此曾庆淮的小名就叫“阿留”）。
生完孩子后，邓六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回部队。她把阿留送给当地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参加华中局党校学习。没想到，阿留从小多病，收养他的夫妇觉得责任太大，吓得把他送了回来。陈毅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他找到邓六金，批评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只顾自己学习，孩子都不要了。学习出来，你想当皇帝啊！快把孩子带好，把他的病治好，否则，我不准你在党校学习了。”邓六金被陈毅从党校“赶”了出来。
邓六金是一位女性，但她更是一个革命战士，在孩子和工作之间，她一直在选择，一直在斗争。
她不想过早地结婚生子，但她不可抗拒地结了婚，生了孩子。令她更想不到的是，她的后半生，不仅与自己的孩子，还与许许多多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大军南下之际，南下大军的孩子、南下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遗孤怎么办？他们往哪里去？华东局决定办一所保育院，并把筹备工作交给邓六金和李静一。
面对着100多个离开父母的孩子，她们绞尽脑汁，找地点、找阿姨、筹经费，孩子们安顿下来后，又找老师编写课本，教孩子识字、唱歌、跳舞；孩子生病了，她们请医买药，精心护理，丝毫也不敢懈怠。华东保育院终于办起来了。
1949年，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组成了一支“特别部队”，在邓六金的指挥下，从山东千里迢迢迁到了上海。一路上，坐汽车、换火车、过轮渡，阿姨们搀着大的，抱着小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近一个月。
邓六金不是将军，但她胜利地指挥了这一特别的战役。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她有一种特别的欣慰和自豪。
不久，华东局为邓六金等迁址有功人员评了奖，发了“功”字奖章，戴了大红花。
全国解放以后，邓六金主要的工作是与孩子们打交道，她曾担任华东保育院支部书记兼协理员、副院长，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副院长、院长；后又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国务院国管局三个幼儿园的工作；中国儿童基金会成立，她被推选为基金会理事。
邓六金，一位革命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妈妈！
“老子”何子友
自从决定研究新四军女兵以后，我搜集了不少有关新四军的材料，凡是其中有关于女兵内容的，或做成卡片，或把它们复印下来，现在堆在我案头的有关材料已经有四五摞了，加起来差不多也有五六尺高。但是很奇怪的是，写到何子友的材料很少，我见到的只有片言只语；问过一些人，听到的也只有寥寥数语。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一个在革命战争烽火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女兵，真的就这样默默无闻？何况她还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皖南的山山水水为什么居然没有留下她的痕迹？我要问个究竟。
我到了南京，拜访年已九旬的何子友老人。
享受军级待遇的老人住在一栋小楼里，生活完全自理，无需人伺候，陪伴她的是警卫员兼司机、秘书小刘和厨师小张。女儿周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除经常回来看看以外并不住在这里；儿子周林远在广西桂林工作，因公务繁忙，不常回来。老人平时在家莳花种菜，一院子菜长得绿是绿、青是青，煞是喜人，和它的主人一样，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知道我要去，她早早地就穿戴整齐，等在客厅里了。门铃一响，她就迎了出来。
随着年事已高，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过的惊涛骇浪已化作朵朵小浪花在何子友的脑海中随波流逝，惟有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和在新四军中的一段往事仍时时涌现在脑际。未及落座，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好，好，你们来了，我给你们讲讲。枪杆子千万不能丢啊。”何子友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我们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一定不能忘记当年革命的艰难、不能忘本，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何子友是四川人。父亲曾因担任家乡苏维埃主席而被反动派杀害。何子友当时只有十几岁。与反动派不共戴天的仇恨使何子友一跺脚、一咬牙：“老子一定要报仇！”四川人喜欢自称老子，这是表达他们不畏权贵、不畏弓虽.暴、雄视天下的一种气概。十几岁的何子友已经开始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她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当兵。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一起过了雪山到达毛儿盖。随后中央红军从右路绕松潘、过草地到达班佑；红四方面军从左路由张国焘率领，本来应该由卓克基经阿坝、出草地到达班佑。然而，张国焘进至阿坝后，拒绝执行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领部分红军南下，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自立伪中央，进行分裂活动。
在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的过程中，何子友和妇女独立团的一些红军战士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她一拍胸脯：“张国焘不是好东西，老子不跟他走了！”妇女独立团的几个女战士真的不打算跟张国焘干了。但是她们出不去，茫茫草地，皑皑雪山，敌人围追堵截，脱离了部队的女人更危险。她们只好又回到部队，跟着张国焘四过雪山草地，历尽艰辛。
到了甘孜以后，经组织介绍，何子友认识了周子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周子昆时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率3个团4500多人，列入红九军团，负责中央纵队左翼的掩护任务。11月下旬到达湘江东岸。对于他的掩护任务，罗炳辉军团长等人给予很高评价。过湘江后，部队伤亡过大，红二十二师番号撤销，人员拨给红一、红五和红九军团第三师。
对二十二师的损失，李德责怪周子昆，还要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说：“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毛泽东不仅使其免遭迫害，还鼓励他好好干，继续领兵打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周子昆被分配到红五军团任副参谋长；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左、右路军分头北上，红五军编入左路军。何子友当时也在左路军。
周子昆在长征前是结过婚的，妻子曾玉。红军长征开始后，曾玉因为已经怀孕，部队要她留守，她坚决不干，她向组织表示：即使作为编外人员也要随大部队一齐行动。结果，她果然就作为既没有编制、又没有给养的编外人员入了“另册”。没有口粮，没有被子、服装，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等大姐就分出自己的口粮给她吃，晚上，就和大姐们挤在一起睡。
然而，队伍刚刚过了老山界，她就一阵紧似一阵地肚子痛，在不该生孩子的地方和不该生孩子的时候她要生孩子了。
大姐们照顾着她，几个女战士扶着她，实在走不动了，就把她扶上马背，可是，鲜血把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染得血红，只好又下来。曾玉咬着牙，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忽然她往下一蹲，裤腿下又是一滩血，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了！但是，还得走，敌人在后面追，不走不行啊！两个女战士扶着她，一个女战士托着婴儿的头，硬是一步一个血印地爬过了一座山，到了宿营地，生下了孩子。
世界上有一边走一边生孩子的事吗？真正是难以想像！
何子友对这段往事并不知情，只隐约地知道周子昆曾经有个妻子，后来在长征时失踪了。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的她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对周子昆的感情，在部队即将到达延安前和周子昆结婚了。从此她就一直默默无闻地全力支持着周子昆。周子昆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协助总部首长负责作战指挥事宜，毛泽东、朱德经常找他商量事情，一谈就是半天，何子友从不干扰。在延安，周子昆担任过红军大学军事队队长、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等职务，公务十分繁忙，何子友默默地操持家务。同时，自己还在红军被服厂担任着党支部书记和俱乐部主任，干得也十分出色。
周子昆祖籍湖南，190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贫困教师家庭。早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时他就在叶挺所率的叶挺独立团里任排长。
叶挺、项英受命组建新四军，非常希望新四军里有一批能打仗、能治军的人才。叶挺是深知周子昆的才能的，自然希望他能到新四军去工作。1937年12月，周子昆带领派赴新四军工作的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
周子昆在新四军任副参谋长，除了协助军首长负责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外，还卓有成效地办了教导队，亲任教导总队队长，为新四军培训干部达5000人之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了我党我军的骨干和栋梁。
何子友1938年4、5月间才到皖南，在教导总队女子八队任排长，驻中村，并随队生活，只有逢周末才到云岭与周子昆团聚。1939年秋天，他们的大女儿周民出生。
何子友天性乐观豁达，自信“老子什么也不怕，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新四军的生活有时是没有规律的，战士们经常只能吃两顿饭。何子友凭着她乐观、自信和经过锤打的体魄，生了孩子以后，奶水很足。在云岭，你经常可以看到她一手抱着周民，一手抱着浣郎在喂奶。浣郎是袁国平和邱一涵的儿子，比周民早出生两个月，因为邱一涵身体不好，奶水不足，这个小哥哥就毫不客气地与小妹妹抢奶喝了。
何子友九十大寿时，昔日的小浣郎，今日的海军指挥学院教授袁振威深情地喊着：“何妈妈，您的孩子祝你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扼杀新四军的图谋已露端倪，形势非常严峻。新四军的家属和非战斗人员开始陆续撤离皖南。何子友和一批先行撤离的人员暂时脱下军装，化装成尼姑、和尚或乞丐离开皖南。此时的何子友正身怀第二个孩子。她抱着周民，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装成乞讨的疯婆子，混过了一个又一个日伪军的关卡。路上，看到耀武扬威的日本兵，看到为虎作伥的伪军，何子友紧咬牙关，心里恨恨地骂：“这帮狗杂种，看你们能横行霸道几天，老子手里要是有枪，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撂倒！”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到年底才到达盐城，一路上吃尽了苦头。
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蒋介石制造了千古奇冤，令人发指！周子昆和项英等人突围到泾县、旌德与太平交界的濂坑，躲在山顶的蜜蜂洞里等待突围。可是，就在即将脱险渡江北上之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叛徒向他们举起了屠刀，枪杀了他们，并抢走了他们携带的钱和其他物品。
小小的蜜蜂洞，本是名不见经传，人迹罕至，可现在，这里却留下了血泪和仇恨，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惨案的见证，成了叛徒罪恶的见证。
周子昆牺牲的噩耗没有击垮何子友，她擦干泪水，一抬头、一挺胸，发誓要继承烈士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何子友生下了遗腹子周林后，把两个孩子全都交给了部队保育院，自己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
在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行开馆典礼的1985年，何子友从南京专程赶到泾县。典礼过后，她坚持要上蜜蜂洞去。
周子昆牺牲时，何子友才28岁，腹中还孕育着他俩爱情的另一个结晶。1985年她已72岁，几十年来，有一个心愿久久萦回在脑际，那就是要去蜜蜂洞看一看。
县里领导苦劝不止，力陈到蜜蜂洞无路可走，十分艰难，老人年事已高，不宜冒险。
何子友不听：“不！这一次我一定要去！”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没有难倒她，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也没有难倒她，“上蜜蜂洞无路可走吗？周子昆上得去，我也一定上得去！”
她约了周子昆当年的警卫员黄诚，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泾县领导的精心安排和陪同下，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确实无路可走。老天不知是为当年的英魂哭泣，还是为眼前的老人所感动，居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尽管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尽管一路上乱石、荆棘、杂草挡路，但何子友凭着她的坚毅和顽强，终于走到了山顶。
望着黑黢黢的洞口，一向刚强、豪爽的何子友深情地呼唤：“子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