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那条谷里,坐落着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小河口这个小山寨在山的最里面,总共不过百十来口人。但它是个咽喉之地,我们出去,或者由浙江和上海沦陷区前来投奔新四军的有志青年,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妇女部的同志便在此蹲点。
    顺便说一下,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我们脱下红军服装,一律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我们心里虽别扭,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如此。
    我们外表穿戴虽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所到之处,我们都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人。
    从丁家山到小河口,要走几十里山路,爬山涉水,很是艰难。因此,我们一去,就住好长时间。我们待老乡如同亲人,见年岁大些的老乡,我们喊大伯、大妈,见年岁轻些的喊大哥大姐。在群众家里,主妇进厨房,我们主动帮淘米、摘菜、抱孩子;在田间里,见老乡下田干活,我们同样帮挑粪、插秧、割谷子,样样庄稼活儿拿得起、放得下。
    老乡们见我干农活像模像样,是个庄稼把式,他们很是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受苦人出身。全家兄妹六个,我是老六,所以叫“六金”。可是,只有“金”字之名,却没有“金”的福份,我生下来没十天,父母被迫将我送给了人家。我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碗饭吃,农忙时,我跟着养父养母干庄稼活。一家人虽很勤俭,仍衣不暖身、饭不饱肚。
    “我还会犁地使牛!”我边说边从使牛把式手中接过犁头。老乡们见我这么能干,对我便信服了,相互关系更密切了。不少妇女心里有话不跟爹娘说,却跑来跟我说;有些家庭婆媳不和、夫妻吵架,也来找我去调解。日子一长,我们便成了群众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了。由于干群关系密切了,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积极行动,很有生气。
    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大锅饭,没有什么油水。但不论是“官”还是“兵”,是“长”还是“民”,大家吃的是同样的饭食,穿的是同样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没有一个人发牢骚、说怪话的。
    丁家山还驻着分局的青年部、党校等单位。当时的青年人很多,十分活跃。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们动手盖的简易礼堂里锣鼓喧天,煞是热闹。那时,曾山同志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打篮球、打排球,热火朝天。
    在皖南那段时间里,开始一分钱没有,后来每人每月发五角钱津贴。大伙把这五角钱攒下来,有时就分别“打土豪”了。几个年轻人,只要发现谁的钱攒多了,就嘻嘻哈哈推着搡着让他做东,到云岭镇的饭店吃一顿,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陈丕显同志是分局青年部部长,曾山、项英同志等都称他“红小鬼”。他常和我们一起活动。革命大家庭中那种团结、融洽的人际关系,至今仍令人留恋不忘。
    1939年7月,我生下大儿子曾庆红。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征得曾山同志同意,我毅然决定将四个月的儿子送回他的老家——江西吉安乡下,交给奶奶抚养照料。
    1940年下半年,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泾县四周的山头上部署大量的军队,妄图剿灭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
    偏在此时,我又怀上二儿子曾应淮,而且怀孕反应厉害。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经常紧急集合、操练、野营。李坚贞大姐见我强行军下来,浑身冒虚汗,腿脚浮肿,劝我不要参加军事训练了。我想: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便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的一天,我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里生了瘤子,必须立即做手术。可当地没有手术条件。组织上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决定让我到上海做手术。我便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杭州、温州,最后到达上海。经医生详细检查,说我肚子里并没有瘤子,这才如释重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九千余人奉命北移,1月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除千余人突围外,八千余同志伤亡,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悲痛得捶胸顿足。若不是临产,我定会即返疆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皖南事变”前夕,曾山同志带着东南分局的所有干部转移到了苏南,故幸免于难。
    我生下二儿子庆淮(小名“阿流”)后,听说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我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一路之上,我对自己说:“投入到工作中去,跟上队伍前进!”
    于晶:从延安到皖南
    于 晶
    告别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夏天,陕北黄土高原已披上绿装,延安宝塔山旁的清澈延水,被晚霞映染得一片桔红。我在延河边背手独步,可无心观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秀丽景色,忐忑地沉思着:学业结束后,即将分配工作,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华北前线?南下华中游击区,或往国民党统治区?我该怎样回答组织上的征询呢?
    两天后,我和同班同学张成勋,按时来到队部。校部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干部(其姓名已忘)对我说:“你有个社会关系在重庆,你愿意去那儿工作吗?”他微笑着征求我的意见。
    我沉默凝思,没有立即答话。的确,我曾想到过,三哥于弼庭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当高级职员,但一向循规蹈矩,怕和共产党沾边。这样一个社会关系能起多大作用呢?从他的几次来信可以看出,父母曾责怪他在汉口没有力阻我在战乱中从军,嘱我到大后方读书,或找个职业,以慰双亲悬念,绝无掩护我为党工作的意思。我回想起在二三十年代,父亲在江西、江苏等地当过县长,还在省民政厅任过职,我曾多次听他内疚地说过:“唉!今天又有几名共产党人被判了死刑,真作孽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曾有一件“飞来祸”使全家陷于惊恐万状之中。那是30年代初,三哥在《江声日报》“铁犁”副刊上发表题为《一个囚徒》的文章,竟被扣上一顶“红帽子”,成为共党的嫌疑犯而遭逮捕,解军法会审处关押一年多。经父亲多方奔走疏通,花了一大笔“运动费”,三哥才幸免一死。《江声日报》的主编刘煜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被判处枪决。种种白色恐怖,早在我心灵上留下了烙印。现在,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如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将受到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我虽有宁可战死疆场,留得正气浩然的美名,含笑于九泉的心愿,若为白色恐怖的刀下鬼,多么令人郁闷苦恼啊!死而不能瞑目,实在窝囊了。我明知这是带有稚气的个人想法,但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不便说出自己的心思,免得给人留下个人主义的印象。因此,我只简单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被列入“去重庆”的名单里。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
    一天清晨,五、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二百多名“抗大”毕业生,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在蜿蜒的公路上,向西安驶去。
    烈日当空,尘土飞扬,一个个紧挨着停立在车厢里,只有几个被包权作座位,优待病弱者。一路上歌声嘹亮,笑语不断,伫望西安,心飞前方。
    车队行驶在山岭延绵、狭窄不平的公路上,缓缓盘旋上下,四百多公里路程,足足奔驶两天,才安全到达。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停留期间,我忆起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打算游览一下阿房宫,大明宫遗址;又想到骊山一游,兼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藏身的山洞。由于听了办事处同志的告诫:周围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只好打消游览计划,连近在咫尺的碑林、大雁塔,也不能前往观光了。
    两天后,分成两路行动:一百余人乘火车到洛阳,渡黄河去华北八路军;另一路一百余人由陇海路转平汉路南下武汉,去华中新四军。而我和张成勋等二三十人随后一路人马到武汉后,再转道往重庆去。
    在破旧的车厢里,尚有硬席座位,比铁皮车强得多,较之在汽车上站着,更加安全、舒适得多了。我们上车坐定后,见一个国民党军官躺在行李架上,听我们嚷着:“下来,快下来!”他才慢吞吞地放下两条腿,踩着座位落地,用轻蔑的目光扫视着我们。同学们警惕性很高,也许是统战观念不强,或者嫌这个国民党军官在场,影响我们的高谈阔论,便以车厢包用为由,请走这位军官。日后思之,不免有点幼稚而欠通达之感。
    列车经郑州转平汉路南下,车抵驻马店时,我特地到站台静默片刻。8个月前,我从武汉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时,曾和一千多名学员乘专列在此停车,一名湖北女生下车不慎,被火车轧死,全车人员闻讯哗然,唱起催人泪下的《流亡三部曲》。很多人与死者并不相识,也不知其名,但抗日救国之心相通,落难流亡之情与共,不禁为她不幸遇难而洒下了同情的泪水。我静坐沉思,听到流亡曲和呜咽声,也潸然泪下,浸湿了手绢。这次路过此地,不由自主地下车,对那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谨致默哀。
    前一年,我从镇江到武汉参加救亡运动,担任民众学校教师,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国。这次重返武汉,也怀有旧地重游之感。车抵武汉后,就感到“保卫大武汉”的强烈气氛。这时日寇已侵占徐州,战火正向平汉线逼近,武汉成为日寇侵犯的一大目标。市内墙壁贴满标语、漫画,到处是防空设施,军车滚滚,巡逻机群在天空盘旋,武汉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
    项英副军长约我谈话
    我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执行所停留一周,很想观光一下工作过的民众学校和居住过的地方,以及几处进行抗日宣传的街头,但都未能如愿。武汉办事处负责人石磊同志告诉:前几天,有位姓于的海关职员前来找你。我料定是三哥得知我南下的消息后,约叔祖父于树深前来找我的。翌日,我脱下军服,换上白衬衫,蓝色工装裤,脚穿白球鞋,穿着朴素而大方的时装,会见一位海关高级职员是比较合适的。当我见到叔祖父于树深后,他就以长者的口吻说:已收到于弼庭的来信,敦促你速回重庆。他的话是亲属的劝告,并无恶意。似乎他们还不了解我为什么毅然离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更不理解经过革命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已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所以,我对叔祖父的劝告,报以礼貌的一笑,婉转地回答道:“我已参加革命队伍,工作去向要由组织决定。”这是一次纯礼节性的叙谈。
    两天后,石磊同志问我:“你是否愿意到新四军工作?”我意识到办事处领导意图改变原来分配去重庆工作的计划,当即表示同意。
    一天,接石磊同志通知,有一位负责同志约我谈话。我准时进了办公室,见一位身穿灰布军服的中年军人,中等身材,方方的脸,头发蓬松,貌不惊人,双目惺忪,神态举止富于工人的朴实气质。他坐着瞟了我一眼,又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石磊同志没有作任何介绍。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学员登记表,他从中拿出一张表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接着,他说起抗战形势,我军一部已挺进江南敌后作战。当他知道我是镇江人后,便说:“你的家乡一带已有新四军活动了。随着军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开辟,需要很多干部工作。”我凝神倾听,点头表示理解。他挥笔在登记表上划了个符号,又抬头说:“欢迎你来新四军工作。你准备一下,我已派人联系车皮,送你们一批同志去皖南军部。”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谈话的就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奔赴皖南军部
    在离武汉前,我再次到海关看望叔祖父。当他知道我不去重庆,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面露无可奈何的神色,我怕他多唠叨,便开门见山地说:“新四军已开到镇江附近,离父母身边很近了,老人家知道定会喜出望外的。”他苦笑一会,就同我握别了。
    前往皖南军部的约五六十人,编成一个队。和我同班的有孙宗溶、焦恭士、胡培生等十余人。我们从武汉乘车南下,经长沙转浙赣线,抵金华下车,再换船和步行,到达安徽泾县岩寺兵站。这时,正好由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工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店员等,前来参加新四军。军部派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同志等前来岩寺迎接。我们参加接待工作,并一道前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