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那条谷里，坐落着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小河口这个小山寨在山的最里面，总共不过百十来口人。但它是个咽喉之地，我们出去，或者由浙江和上海沦陷区前来投奔新四军的有志青年，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妇女部的同志便在此蹲点。
顺便说一下，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我们脱下红军服装，一律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我们心里虽别扭，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如此。
我们外表穿戴虽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所到之处，我们都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人。
从丁家山到小河口，要走几十里山路，爬山涉水，很是艰难。因此，我们一去，就住好长时间。我们待老乡如同亲人，见年岁大些的老乡，我们喊大伯、大妈，见年岁轻些的喊大哥大姐。在群众家里，主妇进厨房，我们主动帮淘米、摘菜、抱孩子；在田间里，见老乡下田干活，我们同样帮挑粪、插秧、割谷子，样样庄稼活儿拿得起、放得下。
老乡们见我干农活像模像样，是个庄稼把式，他们很是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受苦人出身。全家兄妹六个，我是老六，所以叫“六金”。可是，只有“金”字之名，却没有“金”的福份，我生下来没十天，父母被迫将我送给了人家。我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碗饭吃，农忙时，我跟着养父养母干庄稼活。一家人虽很勤俭，仍衣不暖身、饭不饱肚。
“我还会犁地使牛!”我边说边从使牛把式手中接过犁头。老乡们见我这么能干，对我便信服了，相互关系更密切了。不少妇女心里有话不跟爹娘说，却跑来跟我说；有些家庭婆媳不和、夫妻吵架，也来找我去调解。日子一长，我们便成了群众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了。由于干群关系密切了，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积极行动，很有生气。
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大锅饭，没有什么油水。但不论是“官”还是“兵”，是“长”还是“民”，大家吃的是同样的饭食，穿的是同样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没有一个人发牢骚、说怪话的。
丁家山还驻着分局的青年部、党校等单位。当时的青年人很多，十分活跃。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们动手盖的简易礼堂里锣鼓喧天，煞是热闹。那时，曾山同志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打篮球、打排球，热火朝天。
在皖南那段时间里，开始一分钱没有，后来每人每月发五角钱津贴。大伙把这五角钱攒下来，有时就分别“打土豪”了。几个年轻人，只要发现谁的钱攒多了，就嘻嘻哈哈推着搡着让他做东，到云岭镇的饭店吃一顿，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陈丕显同志是分局青年部部长，曾山、项英同志等都称他“红小鬼”。他常和我们一起活动。革命大家庭中那种团结、融洽的人际关系，至今仍令人留恋不忘。
1939年7月，我生下大儿子曾庆红。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征得曾山同志同意，我毅然决定将四个月的儿子送回他的老家——江西吉安乡下，交给奶奶抚养照料。
1940年下半年，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泾县四周的山头上部署大量的军队，妄图剿灭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
偏在此时，我又怀上二儿子曾应淮，而且怀孕反应厉害。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经常紧急集合、操练、野营。李坚贞大姐见我强行军下来，浑身冒虚汗，腿脚浮肿，劝我不要参加军事训练了。我想：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便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的一天，我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里生了瘤子，必须立即做手术。可当地没有手术条件。组织上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决定让我到上海做手术。我便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杭州、温州，最后到达上海。经医生详细检查，说我肚子里并没有瘤子，这才如释重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九千余人奉命北移，1月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除千余人突围外，八千余同志伤亡，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悲痛得捶胸顿足。若不是临产，我定会即返疆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皖南事变”前夕，曾山同志带着东南分局的所有干部转移到了苏南，故幸免于难。
我生下二儿子庆淮(小名“阿流”)后，听说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我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一路之上，我对自己说：“投入到工作中去，跟上队伍前进!”
于晶：从延安到皖南
于 晶
告别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夏天，陕北黄土高原已披上绿装，延安宝塔山旁的清澈延水，被晚霞映染得一片桔红。我在延河边背手独步，可无心观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秀丽景色，忐忑地沉思着：学业结束后，即将分配工作，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华北前线?南下华中游击区，或往国民党统治区?我该怎样回答组织上的征询呢?
两天后，我和同班同学张成勋，按时来到队部。校部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干部(其姓名已忘)对我说：“你有个社会关系在重庆，你愿意去那儿工作吗?”他微笑着征求我的意见。
我沉默凝思，没有立即答话。的确，我曾想到过，三哥于弼庭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当高级职员，但一向循规蹈矩，怕和共产党沾边。这样一个社会关系能起多大作用呢?从他的几次来信可以看出，父母曾责怪他在汉口没有力阻我在战乱中从军，嘱我到大后方读书，或找个职业，以慰双亲悬念，绝无掩护我为党工作的意思。我回想起在二三十年代，父亲在江西、江苏等地当过县长，还在省民政厅任过职，我曾多次听他内疚地说过：“唉!今天又有几名共产党人被判了死刑，真作孽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曾有一件“飞来祸”使全家陷于惊恐万状之中。那是30年代初，三哥在《江声日报》“铁犁”副刊上发表题为《一个囚徒》的文章，竟被扣上一顶“红帽子”，成为共党的嫌疑犯而遭逮捕，解军法会审处关押一年多。经父亲多方奔走疏通，花了一大笔“运动费”，三哥才幸免一死。《江声日报》的主编刘煜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被判处枪决。种种白色恐怖，早在我心灵上留下了烙印。现在，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如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将受到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我虽有宁可战死疆场，留得正气浩然的美名，含笑于九泉的心愿，若为白色恐怖的刀下鬼，多么令人郁闷苦恼啊!死而不能瞑目，实在窝囊了。我明知这是带有稚气的个人想法，但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不便说出自己的心思，免得给人留下个人主义的印象。因此，我只简单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被列入“去重庆”的名单里。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
一天清晨，五、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二百多名“抗大”毕业生，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在蜿蜒的公路上，向西安驶去。
烈日当空，尘土飞扬，一个个紧挨着停立在车厢里，只有几个被包权作座位，优待病弱者。一路上歌声嘹亮，笑语不断，伫望西安，心飞前方。
车队行驶在山岭延绵、狭窄不平的公路上，缓缓盘旋上下，四百多公里路程，足足奔驶两天，才安全到达。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停留期间，我忆起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打算游览一下阿房宫，大明宫遗址；又想到骊山一游，兼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藏身的山洞。由于听了办事处同志的告诫：周围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只好打消游览计划，连近在咫尺的碑林、大雁塔，也不能前往观光了。
两天后，分成两路行动：一百余人乘火车到洛阳，渡黄河去华北八路军；另一路一百余人由陇海路转平汉路南下武汉，去华中新四军。而我和张成勋等二三十人随后一路人马到武汉后，再转道往重庆去。
在破旧的车厢里，尚有硬席座位，比铁皮车强得多，较之在汽车上站着，更加安全、舒适得多了。我们上车坐定后，见一个国民党军官躺在行李架上，听我们嚷着：“下来，快下来!”他才慢吞吞地放下两条腿，踩着座位落地，用轻蔑的目光扫视着我们。同学们警惕性很高，也许是统战观念不强，或者嫌这个国民党军官在场，影响我们的高谈阔论，便以车厢包用为由，请走这位军官。日后思之，不免有点幼稚而欠通达之感。
列车经郑州转平汉路南下，车抵驻马店时，我特地到站台静默片刻。8个月前，我从武汉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时，曾和一千多名学员乘专列在此停车，一名湖北女生下车不慎，被火车轧死，全车人员闻讯哗然，唱起催人泪下的《流亡三部曲》。很多人与死者并不相识，也不知其名，但抗日救国之心相通，落难流亡之情与共，不禁为她不幸遇难而洒下了同情的泪水。我静坐沉思，听到流亡曲和呜咽声，也潸然泪下，浸湿了手绢。这次路过此地，不由自主地下车，对那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谨致默哀。
前一年，我从镇江到武汉参加救亡运动，担任民众学校教师，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国。这次重返武汉，也怀有旧地重游之感。车抵武汉后，就感到“保卫大武汉”的强烈气氛。这时日寇已侵占徐州，战火正向平汉线逼近，武汉成为日寇侵犯的一大目标。市内墙壁贴满标语、漫画，到处是防空设施，军车滚滚，巡逻机群在天空盘旋，武汉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
项英副军长约我谈话
我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执行所停留一周，很想观光一下工作过的民众学校和居住过的地方，以及几处进行抗日宣传的街头，但都未能如愿。武汉办事处负责人石磊同志告诉：前几天，有位姓于的海关职员前来找你。我料定是三哥得知我南下的消息后，约叔祖父于树深前来找我的。翌日，我脱下军服，换上白衬衫，蓝色工装裤，脚穿白球鞋，穿着朴素而大方的时装，会见一位海关高级职员是比较合适的。当我见到叔祖父于树深后，他就以长者的口吻说：已收到于弼庭的来信，敦促你速回重庆。他的话是亲属的劝告，并无恶意。似乎他们还不了解我为什么毅然离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更不理解经过革命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已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所以，我对叔祖父的劝告，报以礼貌的一笑，婉转地回答道：“我已参加革命队伍，工作去向要由组织决定。”这是一次纯礼节性的叙谈。
两天后，石磊同志问我：“你是否愿意到新四军工作?”我意识到办事处领导意图改变原来分配去重庆工作的计划，当即表示同意。
一天，接石磊同志通知，有一位负责同志约我谈话。我准时进了办公室，见一位身穿灰布军服的中年军人，中等身材，方方的脸，头发蓬松，貌不惊人，双目惺忪，神态举止富于工人的朴实气质。他坐着瞟了我一眼，又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石磊同志没有作任何介绍。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学员登记表，他从中拿出一张表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接着，他说起抗战形势，我军一部已挺进江南敌后作战。当他知道我是镇江人后，便说：“你的家乡一带已有新四军活动了。随着军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开辟，需要很多干部工作。”我凝神倾听，点头表示理解。他挥笔在登记表上划了个符号，又抬头说：“欢迎你来新四军工作。你准备一下，我已派人联系车皮，送你们一批同志去皖南军部。”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谈话的就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奔赴皖南军部
在离武汉前，我再次到海关看望叔祖父。当他知道我不去重庆，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面露无可奈何的神色，我怕他多唠叨，便开门见山地说：“新四军已开到镇江附近，离父母身边很近了，老人家知道定会喜出望外的。”他苦笑一会，就同我握别了。
前往皖南军部的约五六十人，编成一个队。和我同班的有孙宗溶、焦恭士、胡培生等十余人。我们从武汉乘车南下，经长沙转浙赣线，抵金华下车，再换船和步行，到达安徽泾县岩寺兵站。这时，正好由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工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店员等，前来参加新四军。军部派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同志等前来岩寺迎接。我们参加接待工作，并一道前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