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
8月中旬，大家顺利抵达军部。我分配到军部服务团民运队工作。团长朱克靖同志(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队长章蕴大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三天后，军政治部通知我去谈话，组织部长李子芳向我谈了形势、任务和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后，决定派我到教导总队十一队(后改为八队，又叫女生队)任队长。这个队共三个排，其中女生两个排，儿童和少年一个排。真出乎意料，要我这个初出“抗大”校门的新兵担任队长的重任。其他各队队长、指导员，大都是红军时期营 、团级干部。我的资历、能力怎能胜任这一职务呢?我向李部长再三推辞，让我在服务团继续工作。可是，李部长一再鼓励，要我大胆负责，努力学习，相信可以做好工作的。还说：“你的任职，是军首长提名的。”“叶挺军长知道从延安‘抗大’来了一位女同志，说派她到十一队任队长，‘抗大’怎么教、怎么学、怎么做的，要她照办就行了。”“项英副军长也说于晶当过小学教师，可以为培养新干部做工作嘛!”听了李部长这番话，我的心情有所缓和，没有勇气再推辞，表示服从分配。
我立即投入筹备建队工作，把从“抗大”学来的那一套，在工作中运用起来，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写在墙壁上，布置俱乐部，办墙报，组织文娱体育活动，领导早出ca、晚点名，搞清洁卫生，整理内务，过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艰苦朴素，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等。我处处注意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多做少说，勇于克服困难；坚信勤能补拙，甘为孺子牛；无私无畏，理直气壮。我从“抗大”学到的和在女生队实践的东西，在尔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一以贯之，不断鞭策自己前进。
后记
真正接触新四军题材，是在1998年11月。
党史研究专家、原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则浩组织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课题组，对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战绩等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以填补新四军研究中的空白。我有幸被选为课题组成员，承担其中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内容的撰写。在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发现新四军的妇女工作其实也很出色。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兼任妇女工作负责人，就想对新四军的妇女工作作一个研究，结合现实写一篇关于妇女解放的论文，作为上述课题的副产品。把这一想法透露给徐院长及泾县文化局专事研究新四军的邵凯生时，他们立即提议：新四军里有不少女兵，你不妨写写她们，不是写“副产品”，要写成“正产品”。邵凯生满怀激情、如数家珍般地向我列举了许多女兵的名字和事迹。
邵凯生的激情感染了我，我把担心自己功底不足的顾虑扔到一边，下决心用真情来抒写她们。
在完成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课题的部分撰写任务后，我立即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新四军女兵有关素材的收集上。在翻阅了大量新四军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拜访昔日的女兵、今天仍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人们。在接触她们的过程中，一种感动常常充盈在我心头，她们昔日的风范、毕生的光彩，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钦佩她们，感谢她们，她们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使我的工作有了意义。
邵凯生提供了许多新四军女兵的地址和电话，并为我向她们作了通报。我一到北京便受到了她们热情的接待。特别难忘的是热心的周临冰，我到北京第一个找的就是她。她不仅帮我预约、联系，还连着两天陪同我一起去采访。在北京能有比较大的收获，与周临冰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周临冰在我眼里显得非常年轻，她还活跃在北京新四军合唱团里。在她家，我看到了许多她演出的照片。没有想到的是，她参加完在皖南泾县召开的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纪念大会回到北京后，却因为突发脑病而与世长辞。当邵凯生把这一噩耗告诉我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我为没有抓紧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而抱愧。我沉痛地悼念她，怀念她。
在杭州西子湖畔，我见到了毛维青。与称呼周临冰一样，我也称呼毛维青为“大姐”。她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位显得非常年轻的老革命，以至于原来设想的称呼“毛老”被阻住了未出口，脱口而出的竟是“大姐”。尽管邵凯生批评我，说我“错了辈”，但我还是觉得称呼大姐更觉得亲切。真的，尤其是在看到房间里挂着的一幅她年轻时的照片时，她的明眸皓齿、清秀靓丽让我惊羡，不由得赞叹：“真美！”在形容新四军女兵的外貌时，我用得最多的就是“美丽”这个词，不仅是心灵美，她们的外貌确实也是美丽的。她们的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对这种美，我充满了崇敬。在提到哥哥毛中玉和战友施奇等人时，毛维青依然明亮的眼睛里饱含泪水，深情的语调，深深地打动着我这个后辈的心。
毛维青喜欢红色，她的画上大部分是殷红的梅花、灼灼的桃花和怒放的杜鹃花。画着这点点殷红，她是不是想起了哥哥手上戴着的红手套、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画着这点点殷红，她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突然大口大口喷吐的鲜血？画着这点点殷红，她是不是想起了一起走上战场、最后又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抛洒了一腔热血的亲密战友施奇烈士？我为这种执著而感动。
书成之时，我要感谢邵凯生同志，感谢新四军的后代袁振威、周民等同志，感谢安徽省社科院的李抗美、沈葵、唐锡强、宋霖、康福升等同志，当然，更要感谢老领导徐则浩同志，谢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作 者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