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不得越过此线为要。”白按兵不动，拒绝了上海工人纠察队代表请北伐军协助进攻北军的要求。上海竟被起义工人占领，白崇禧因此“受到了极大刺激，着实忍耐不住，剿共的决心，更加上了强度的坚定，只因时机尚未成熟，只得权宜应付”。
无论如何，底定东南，白崇禧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
参加北伐的新桂系的两大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作为北伐军的高级将领，或参与最高决策，运筹帷幄，或带领部队冲锋陷阵，亲临前线指挥，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与李、白战场厮杀的同时，新桂系留守广西的部队，在军党代表、广西省主席黄绍竑的率领下，有效地震慑住了滇、黔军阀部队和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残部的蠢动，保证了北伐基地两广的安全，免除了北伐军的后顾之忧，使北伐军得以毫无顾忌地向前挺进，这也间接地为北伐战争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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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清党(1)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代表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政治集团，是以武力为靠山上台的。因此，当北伐战争深入进行，两湖及东南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便日益露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立场，一直追随蒋介石，直至背叛了革命。
按广东国民政府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省应先建立国民党省党部，然后由省党部指导组织省政府。广西是从属于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二个省份，而李、黄统一广西时，打的旗号一直是“谋广西自治前途之发展”。李、黄虽挂了广东方面委任的头衔，但省内政治、军事、财务都是自行其是，与广东毫不相干。湖南、贵州等省倡议“联省自治”的人物派人入桂，李、黄等与之频繁往来。在孙中山号召举行国民会议，各省进步势力纷纷组成国民议会促成会以抵制善后会议之时，李宗仁却派出代表北上出席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广西省党部的筹建非常重视。在李、黄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甘乃光为代表去广西协助建党工作，遭到李、黄拒绝。为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议决要李济深通知李、黄，“不准自行组织党部”，李、黄也未予理睬。1925年8月以后，在中央党部“数次派员”的“频频催办”之下，李宗仁、黄绍竑担任了“中央特派筹办广西省党务专员”。9月，在南宁成立了省党部筹办处。几个月内，在全省发展了10万党员，建立了70余个市县党部。12月5日，各地选出参加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112人。筹办处同时布置各地开展宣传工作，除印发宣传品、写标语、开会讲演之外，还在南宁、梧州、桂林各办一份国民党机关报，在梧州南宁筹办宣传员养成所。工农运动方面，南宁组织了10个工会，成立了工联会，办了两期工人运动学习班。农###动也拟从开办农###动讲习所入手，培养骨干。1926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广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省会南宁召开。会议由李宗仁、黄绍竑、覃超分别作军事、政治、党务报告。大会发表宣言称，“遵奉孙总理革命之三民主义努力奋斗，继今以往，广西将划立国民革命之新时代，永远为中国国民党势力所依之地”。大会选出监察委员5人，执行委员9人，并以李宗仁、黄绍竑、覃超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在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秘书处和7个部，组成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其中，组织部和宣传部部长由黄绍竑兼任，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别在农、工、青、妇各部中担任秘书或干事职务。
国民党广西省“一大”的召开和省党部的成立，表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在广西建立起来，这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密切了广西与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的联系。但是，新桂系对于国共合作态度并不积极。在李、黄、白看来：广西是他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有了国共合作才有了这许多麻烦事情。李宗仁赴粤策动北伐时，目睹广东方面的左、中、右派的政争，心中暗自庆幸“广西原是独立发展，……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
新桂系集团在国民党广西省“一大”开始，就标榜“党务独立”，明显地表现出了排斥共产党人的倾向。有时不好公开反对，就借其他方式解决。1927年2月，广西省政府以慰问北伐军为名，不动声色的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组织一个广西慰劳队，由黄日葵带领，到武汉、安徽去慰问广西北伐军。慰劳队到达芜湖后，就被新桂系借口解散。中共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就这样先后被挤走、拘捕，共产党在广西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3月，新桂系集团又以召开国民党广西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为名，在广西从上到下地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进行“清洗”。“二大”改组后的广西省党部中，已没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身影，更别谈中###员了。可以说，这是广西“清党”###的先声。新桂系对待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更是要为我所用，否则便是破坏和镇压。1926年2月的“东兰惨案”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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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清党(2)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逐渐露出他们###的真面目。1927年3月7日《顺天时报》披露：蒋介石久已蓄意排斥共产党，“前因军事正急，对武汉、九江各处俱利用共产党取胜。……现在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武汉克复后，广州国民党中央为适应时势需要，作出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的决议，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以“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为由，将取道江西赴汉的中央党部、政府机构一应人员截留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汉、浔之间开始了激烈的口水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大会选举了谭延闿、蒋介石、吴玉章等9名常委，选举宋庆龄等1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并选举了军事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与各部部长。李宗仁被选为军事委员和政府委员。大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等一系列议案，目的在于抑制蒋介石，削减他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完全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对蒋介石独裁的一个打击，挫败了蒋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
李宗仁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的决议，多少有些抵触情绪，他以拒绝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对其作安徽省主席的委任来表示对国民党反蒋运动的不满。当时汉方的一些要人，如邓演达、顾孟余、徐谦等，乃至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亲自到七军军部，与李宗仁恳谈，但李宗仁经过再三权衡后，决意不再在汉浔之间徘徊。
蒋介石并未将汉口会议的决议放在眼里，他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加紧打击革命力量、捣毁革命组织、摧残工农运动，之后，于1927年3月26日到达上海。但此时蒋的实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军事方面，能由他支配的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而汉方却拥有除蒋以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的主力。积极拉拢和网罗###势力，特别是实力雄厚的集团，是蒋介石从未停止的工作。为改变力量对比，分化汉方的军事力量，蒋迫切需要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找到能与自己采取一致行动的同盟力量，而李宗仁的桂军显然是蒋所看中的第一目标。为了使李不致倒向汉方，蒋介石连续几次请白崇禧打电话给正在“迟疑”的李宗仁，请李宗仁到蒋处来面商大计。为了表示对第七军的重视与亲近，原先极其吝啬的蒋介石，突然慷慨地大笔一挥，从江西特拨款项20万元给第七军作军饷。
新桂系集团面对北伐战争中工农运动的高涨，也深感形势不妙，与蒋介石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黄绍竑后来说：“蒋介石的###正中了我的心怀，我就跟他###。如果蒋介石不###而是另一个人###，我也会起来跟着走，甚至单独举起###的旗帜。”
当时，白崇禧正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军从浙江进驻上海，并兼任淞沪卫戍司令。他到上海时，上海工人纠察队曾要求给予保护。白崇禧看到“###的势力日益膨胀”，表面上答应保护工人纠察队，暗中却与帝国主义频繁往来，与蒋介石、汪精卫互相勾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团代表、挪威驻沪领事，便由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陪同，专访白崇禧。白崇禧也于当天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蒋介石在上海的住地与蒋介石会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这样披露说：“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一些外国在华报纸也露骨地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流域免于沦为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3月28日，新桂系集团首脑李宗仁应蒋介石邀请，从安庆经南京抵达上海，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李宗仁与白崇禧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后，便去会见蒋介石。这时上海的情况对蒋很不利，除工人武装“悉数为共产党操纵外”，国民革命军二、四、六、八军等武装力量均已明确表态，站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即便是蒋的心腹第一军中，也出现了严重“动摇”，第1师师长薛岳、第21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而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更是不服调遣，甚至一些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也成群结队来沪向“校长”质询，要求对发生的###反工农行为作出解释。蒋认为现在上海群众运动为共产党所操纵，感到束手无策。李宗仁鼓励蒋干下去，并建议说：“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当场表示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按指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李宗仁回忆时的说法，清楚地说明了新桂系集团在密谋“清党”###中所起的作用。
参与清党(3)
4月2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广东李济深奉蒋介石之命联袂秘密到达上海，也住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黄绍竑行前，为了沿路不暴露目标，将已蓄了6年的一脸大胡子也刮掉了。当天下午，蒋介石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到会的委员只有吴稚晖、陈果夫、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10来人。白崇禧不是监察委员，但作为军事高级长官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主张“清党”###，提出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另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建议。黄绍竑在会上报告了广西东兰农民领袖韦拔群领导的农###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主张早日“清党”###。白崇禧报告了上海共产党领导工运活动的情况，说“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李宗仁也“报告一些军队的政治问题和地方上看到的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得到新桂系的全力支持后，便无所顾忌地做出了“清党”###的决定，并否认武汉的中央，另在南京召集中央全体会议，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同时授意由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四监委提出一个对共产党破坏两党团结的弹劾书，作为法律上的根据。
4月初，事变尚未发动，恰好汪精卫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3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邵元冲、吴稚晖等10人。蒋汪会谈主要达成了三点###协议：（1）由蒋汪共同负责通知陈独秀，各地共产党暂停―切活动，听候4月15日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有关“党事纠纷”问题；（2）拒绝接受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有关“妨害党国前途”的命令；（3）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各军队最高长官和各党部、各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权暂时取缔和制止内部“阴谋捣乱者”。
4月4日，李宗仁下令第七军在3天内赶赴芜湖、江宁，担负阻止汉方部队侵扰南京及解除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