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3人,再由三方共同推出委员14人,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最高中央权力机构,统一党务,以息“法统”之争。最后,由谭延闿、孙科、汪精卫出面,邀请在沪的宁、沪、汉三方代表举行谈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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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南京特别委员会(2)
    在戈登路伍朝枢公馆的谈话会从9月11日起至13日止,参加者有20余人。各派都赞成孙科提出的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议定3个月内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一切纠纷。在三大召开前,以特委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宁汉两个中央政府也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任军事委员及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须暂时撤销。至于特委会的名额分配,经过反复争吵后,平均分摊选出的委员,所有参加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可当选为特委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当时没有出席谈话会的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也包括在内。汪精卫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于9月13日通电下野,并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同时以“患病”为托辞,拒绝前往南京出席特委会成立大会,并于21日晚与陈、顾等一起悄然返汉。汪精卫等人一走,特委会中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声势更壮。9月14日,蔡元培、程潜、谭延闿、李宗仁、朱培德、孙科、李烈钧、于右任、邹鲁、谢持、许崇智、张静江、伍朝枢、张继等到达南京,准备开特委会。次日,西山会议派单独在中山陵园开会,表示同意召开中央特别委员会。于是,特委会便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召开。
    9月16日,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开会。这个特别委员会名为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是当时执政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关。该会重新组织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l7日通过国民政府委员46人名单,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由66人组成,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等人为主席团,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特委会还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国民党的“统一”已经完成。
    平心而论,这两个委员会只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三个常委中,虽然把程潜置于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罢了。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成第一、第五两个军,提拔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21师师长实权,以除后患。然而,何应钦还是捉襟见肘,无力与桂系抗衡,也就无法影响军事委员会的决策。“统一”更是没影的事。国民党三巨头蒋、汪、胡都拒绝到会。原为特委会发起人之一的汪精卫,本以为蒋介石下野后,他可重操中央大权,可是,特委会成立,汪仅得一国府委员空衔,而他的政敌西山会议派却扶摇直上,重据要津,他自然十分恼怒。所以,汪精卫及汪派要员徐谦、顾孟余都没有参加在南京成立的特委会会议,他们重返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企图依靠鄂、湘、赣三省,反对特委会。蒋派、胡派也都反对特委会,江苏、浙江省党部还发表反对宣言。西山会议派在特委会中所占席位不少,只因没有掌握军队,他们的实际权力与所占席位很不相称。据有军队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既是特委会委员,又是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其他多数成员不住在南京。可以说,新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作为统一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的临时机构,实际上已为桂系和西山派所把持,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
    蒋介石被逼下野,汪精卫黯然返汉,龙潭战役后的李宗仁等桂籍军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崭露头角,不仅使蒋、汪等老牌政客侧目相看,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此正式在中国新闻中成为热门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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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征讨唐(1)
    桂系把持南京特委会后,一心想当“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大失所望,汪精卫等人返回武汉后,即伙同当时在两湖拥有重兵的军事实力派唐生智,打起了“反对非法特委会”的旗号。
    唐生智最初以“左派军人领袖”标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然后支持汪精卫分共,同时又在两湖排斥异己。在汪精卫等人赴南京期间,他在两湖用兵,首先在境内扫清了仅存的几支非唐系武装,而后便咄咄逼人地向长江下游发展。原驻九江的张发奎部,以追击南昌起义后南移的贺龙、叶挺部队为名,全军开往广东,两湖便成为唐生智的势力范围。以后,唐又乘桂军主力与孙传芳龙潭之战的时机,乘虚而入,率部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取得本属桂系的安徽地盘。这个坐拥两湖、安徽三省的唐生智,他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控制着武汉的党政军大权,成为武汉方面的主宰者。等到汪精卫与特委会破裂,唐生智正好拥汪自重。特委会下令于10月11日前废除各地政治分会,唐却偏偏在9月21日下午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由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任常务委员,管辖两湖与江西,宣称“不受南京节制”,公然与特委会唱开了对台戏,并派何键担任安徽省主席。唐以护党名义,通电反对特委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接着,命令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与桂系夏威的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汪精卫不仅是宁方和西山会议派攻击的对象,而且也失去控制武汉方面的能力,无法驾驭拥有重兵的唐生智。宁汉对立的实质,已从蒋、汪之间争夺党权政权的矛盾,转变为桂系与唐生智之间争夺地盘的斗争。桂系于是打着南京特委会的招牌,以维护“统一”为理由,西征唐生智,正可谓师出有名。
    当初孙传芳准备渡江进攻南京时,唐生智乘机率兵东下安庆。李宗仁为了打败孙传芳军队,亲自去庐山与唐生智会谈,要求唐生智的军队立刻在安庆一带停止东进,以安人心。李的要求遭到唐的拒绝。不仅如此,唐还利用蒋百里居间联系,与孙传芳勾结起来,企图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夹击宁军。由于孙传芳迅速败亡,才使唐囊括京、沪、杭的计划破产。唐对桂系的威胁,在李宗仁看来,已不下于蒋介石,但因当时南京危急,只好暂时容忍,待日后再算账。孙传芳既被打败,新桂系与唐生智的矛盾便突出起来,唐割据两湖,对抗特委会,特别是占领安徽,不仅威胁着南京的安全,也对桂系与其后方广西的联系造成严重的障碍。但是,对付这个劲敌,李、白必须把握十足时再进行打击。
    李宗仁一面利用特委会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酝酿对唐生智的武力###;一面设法在湘系军队中寻找反唐同盟军。除了启用赵恒惕旧属叶开鑫、贺耀祖两部外,主要着力于争取当时仍有一定实力的谭延闿、程潜对讨唐的支持。谭延闿、程潜与唐生智素有宿怨。1927年春,程潜遭到蒋介石的暗算而逃到武汉,准备回湖南重建第六军,受到唐生智的阻挠。谭延闿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到南京与李宗仁等商谈合作问题,一到南京就脱离了汪精卫集团,站到南京一边,做了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对唐早就不满,此时也正要仰仗桂系鼎助,故也愿为李宗仁与程潜合作牵线。为了做好程的工作,李、白曾两次访程,并答应倒唐后由程主持湘政。谭也访问程两次,还在南京石板桥私宅设宴,专门邀请李、白、程三人,一起洽商讨唐事宜。程潜所部官兵多为湖南人,大家都想回归故里。李宗仁答应助程返湘,程潜确实有些动心。但因在宁、汉分裂时,他的部队曾被桂系部队缴械,因此对蒋、李都怀有戒心。为了让程潜放心,李宗仁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同时,他们还推荐程任西征军总指挥。这样,李、白与谭、程组成了反唐联盟。白崇禧回忆说:“程是三湘人士,而唐生智之根据地又在两湖,所以,军事委员会任命程为西征军总指挥。”李、白的这一策略果然得到了程的信任,程说:“德邻、健生对我都很好。”其后,李、白通过程潜,以醴陵同乡的关系,拉拢唐部将领何键、张国威、刘建绪等,从内部瓦解唐军。
    西征讨唐(2)
    新桂系还针对不同对象,对各个实力派争取拉拢,使唐生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西征讨唐的态度比较消极。李宗仁、白崇禧则通过特委会和军委会来发号令,约束何应钦,他们制定的作战方略是:北线对张作霖、孙传芳取守势,由何应钦主持;西线对唐生智取攻势,由李、白主持。北方军阀是蒋的死对头,何应钦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桂系就拴住了何应钦,取得何的配合,实现了变两面作战为一面作战的战略计划。
    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是谭延闿的亲信,一切唯谭之命是从。当时鲁涤平部驻在鄂西,受到唐生智的排挤,桂系通过谭延闿与他联系,鲁于是成为西面制唐的一支力量。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驻在江西,因汪精卫的关系,对湘桂态度暧昧,唐军才得以安全撤退。但朱培德因受唐生智的压迫,接受了南京西征军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使唐部受惊不小,不得不提前从安徽撤退,以防朱军拦腰截击。
    桂系西征讨唐,更得到两广李济深、黄绍竑的积极响应与冯玉祥的支持。各地支援讨唐的还有:贵州的周西成派兵进窥湘西;四川的杨森与黔军合组西路讨唐军,沿长江上游两岸同时向武汉进击。
    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桂系又以特委会名义,请孙科、伍朝枢出面,前往武汉与汪精卫、唐生智会谈。10月2日,孙、伍等特委会代表到庐山晤汪。10月5日,孙、伍等向汪提出三个条件:(1)取消武汉政治分会;(2)武汉部队继续北伐;(3)恢复中央党部。汪也提出三个条件:(1)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2)特委会由四中全会加以追认,并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划分职权;(3)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汪精卫提出的条件得到宁方代表的同意,并决定于11月1日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关于军事问题和安徽党政问题,宁方代表提出:(1)唐生智扩充军队太快,以后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扩军;(2)汉阳兵工厂枪支,须由军委会分配,各军不得自由提取;(3)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应即改组;(4)李、白、何、唐、程五总指挥同时出兵北伐。宁方这些要求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唐的力量,汪不敢答应,双方于10月10日去汉口与唐进行会谈。
    10月11日,汪、唐与孙、伍等在汉口唐宅继续会谈。唐对统一管理汉阳兵工厂和改组安徽党政机构,表示坚决反对,拒绝了宁方的要求。唐为表示他的决心,还派叶琪为代表赴宁会晤李宗仁,声言绝不放弃安徽。李宗仁对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所难免。叶回答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绝不放弃安庆,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谈判破裂后,南京方面表示愤慨,其中,程潜、谭延闿、孙科等表现更是激烈,纷纷要求###。于是,国民政府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唐生智。10月20日特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以“通敌叛党”为罪名,议决开除唐生智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并以特委会名义颁布了《中国国民党为###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指责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一月之中,扩充军队至四十余团之多”;“垄断汉阳兵工厂,分割湘鄂财政,先后搜罗数千万现金,自肥其私属军队,以货币搪塞友军”;“利用时机,使何健、刘兴进占安庆、芜湖,将安徽视为征服地”;“一面以重兵屯扎安庆、芜湖,威逼首都,一面勾结孙传芳,入侵南京”。其中关于唐生智“联络孙传芳谋危首都”,唐本人“竟直认不讳”,这使唐生智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使原本有心暗中联络唐生智反桂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唐生智,尤为必要。”还说:“唐叛党罪状,早已显著,其心目中本完全无党,专利用党以扩张其个人之权利。”“勾结北方军阀,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