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币的个人财富，可见大型项目投资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诱惑之大。丝毫不用怀疑，中国高热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官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强烈激励。民营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的广泛参与，为这种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国有投资的背后，是公共财富向私有财富的转移，这是中国投资的一个最大特点。对于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阶层来说，如果没有利益在其中，你即便强迫他们追求gdp，他们也未必会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中国官员的所谓“gdp崇拜”，他们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后的个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国，国有投资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投资，它已经完全被异化为我们这个财富再分配时代迅速转移财富的一种工具。对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而言，投资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因为它不再需要投资回报就能够直接产生收益，就像银行贷款可以被用来直接制造富翁一样。如此投资，投资焉有不热之理？投资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从1992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分权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央对地方、对企业的分权，而已经变成了对核心官僚个人的分权。在长达一个时代的跨度中，与中国声势宏大的市场改革同时上演的是另外一场无声的戏剧：权力的私有化。）中国官僚集团的极大化追寻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将反复看到。现在，先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过度投资现象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投资依赖症，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疑问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这个奇怪的比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5％15，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有余，也远远超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0％，中等收入国家为22.9%,低收入国家为19.7%。16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阶段加以解释，但数据否证了这一点17。况且，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处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仿的印度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gdp产值为17元，而印度则是26元。而在微观投资效率方面，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来则一直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附近，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银行贷款都悬。（有人将投资率不断提高，收益却不断下降的现象称为凯恩斯陷阱。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陷阱，中国可能早就掉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显然，中国的市场机会并不足以诱导出高投资率，更不至于诱导出高得如此离谱的投资率。如此怪异的投资率，只能以市场之外的超经济原因才能够解释。我们业已揭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具有全能色彩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而且有超乎寻常的动机水平将这些资源不断投入经济活动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完全违背投资规律的投资，不但不是一桩赔本的买卖，而是一桩一举三得的理性行为。这就是隐含在中国高投资率中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早在十年之前，克鲁格曼就铁口直断，东亚（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微乎其微，因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位敏锐但显然不太讨人喜欢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影射：东亚以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与前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同样令人侧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确，就像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中国改革26年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官僚强制性色彩。但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故事的全部，它将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毕竟，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巨大的消费繁荣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这种景观是与毛泽东时代最显著的差别。毫无疑问，中国迷人的经济增长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市场的故事。
褪色的市场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近400名学生和教师死亡。整个事件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恐怖和悲剧事件人们早已见惯不怪。不过，利用悲剧事件从事盈利活动的新闻，人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就在别斯兰的悲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边报道该次事件，一边利用该新闻搞起了有奖竞猜，在屏幕下方打出滚动字幕：“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至：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
利用遥远异国的悲剧事件从事非常有“创意”的盈利活动，虽然比悲剧本身对人类尊严具有更大的污辱性，但却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市场化在中国的渗透程度。一家国营垄断媒体，利用悲剧事件来牟取一点蝇头小利，竟然没有丝毫道德上的不安，这说明，市场化在中国已经无远佛界。
1992年春天，在沉寂2年多之后又一次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中央时，有备而来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副新魔杖：市场经济。他以几乎是决斗的姿态宣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这样，这位高龄的共产主义领袖用他毕生的最后一搏，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正统之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在中国，即便魅力如邓小平，为市场正名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业。我们无法判断邓小平是从哪里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灵感和决心，但有两件事情肯定启发和鼓励了他。一是农村改革，它几乎魔术般的消灭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区的开放城市地区的“搞活”，它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消费繁荣的体验。这种经验无疑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能。市场，是一种独立于传统官僚体系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是一种来自底层的自发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于仍然存在严厉的管制，中国的市场潜能只是若隐若现的一种希望。但这毕竟是一种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当中国改革和增长在90年代初双双陷入泥淖的时候，邓小平就毫不犹豫的将全部希望托付给了市场。事实上，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一王牌。在其他的增长机器几乎全部失灵的情况下，邓必须飞快的转动市场这只轮子，才可能让经济增长重新上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场——这只看不见但法力无边的巨手，正式成为中国经济（与中国官僚体系并行的）另外一种关键的动员力量并推动经济增长。从此之后，在中国被幽闭了40年的市场机器开始像发了疯似的高速运转。
从本质上讲，所谓经济增长就是将各种要素和资源不断动员并组织到经济活动中来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国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所看到的那样，市场在这方面的动员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其所到之处就像一个磁场，将人力、土地、资本统统吸入它的势力范围，并通过企业或者个人的形式生产出各种商品和服务。事实上，除了官僚系统不断以强制方式投入各种要素之外，中国25年的经济增长也是市场动员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显眼的侧面。与官僚的强制和命令动员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场动员具有某种“自愿”的性质，换句话说，它能够为市场的参与者带来福利的增进。也正是因为这种福利增进的性质，市场具有了扩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场诱致型经济增长的福利增进性质是中国最近25年经济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也已经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所证实。在短短的25年中，中国几乎跨越了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的消费体验，中国人不仅迅速拥有了温饱，而且还拥有了互联网（当然是一部分人），拥有了汽车（当然是更少一部分人）。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比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要让人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场化在中国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时期。到现在，我们的视野所及，市场化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仅有了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也有了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我们不仅拥有了资本市场，也有了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甚至，我们还以一种无人企及的“想象力”超常规地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市场”、“卫生医疗市场”。一份由中国北京学者李晓西主持的研究认定，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69％。据此，这份名为《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这个所谓的69％仅仅是指市场化（或者更准确说是商业化）的范围，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场特性，那么这份报告的估计不仅是真实的，还可能是相当保守的。有许多强有力证据表明，中国的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是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机构不仅有极其强烈的市场化冲动，而且本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化了。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就是：中国监狱一直就是利用廉价劳动的盈利机构。将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机构普遍的变成盈利机构，可能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其范围和程度，中国恐怕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个意义上，利用“别斯兰悲剧”盈利的丑闻主角是一家国营公共媒体，就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市场发展其实就是交易的扩大，而交易扩大就必然伴随着经济活动货币化过程，所以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也经常被用来描述市场化的程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截止2000年，通常用来表达货币化程度的指标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了152%（这是中国经济又一个令人迷惑的指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个指标在1985年仅仅为60.8%。虽然这个指标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但它至少说明，中国90年代的市场扩散速度，的确相当惊人。
在一个产权制度阙如，信任瓦解、法治匮乏的社会，市场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一直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谜团。然而，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初始起点，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一个市场处于完全抑制的状态下开始的。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广泛的通过市场交换来增进个体福利的机会，所以只要解除抑制，市场增进福利的示范作用，就足以使市场交换在广大的领域内得到拓展。在这种时期，交易资格的获得，要比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场有效的其他条件（比如交易双方的权利平等、信息对称以及社会信任的程度等等）更为重要。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权利，市场交易给（为一直被禁锢在传统命令体制中的）中国人所带来的，不止是一种自由，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改进。这是市场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后，在中国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将此称作市场的恢复性发展。原因之二则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对市场有后发的学习优势。这种学习优势足以导致市场在短时间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电信市场、it市场等等市场的迅速发展，无不建立在这种后发优势之上。而发达国家建立这些市场则经过上百年漫长的摸索和实践。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过仅仅十多年（更确切的说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之后，中国自有住房比例已经达到了70％以上，一些城市更超过80％，这比美国、英国的60％的比例还要高出很多。这种发展速度就包括了对信用贷款、楼房预售等市场销售技术的模仿和学习。在手机市场上，中国目前已经拥有6亿部手机，而在十年之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中国人口比例的1％。这说明，在一个初级的市场社会，无论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场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场机会的广泛存在和后发国家的学习优势都足以使市场迅速扩散。这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几乎与制度优劣完全无关。这种粗放型的市场发展，究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多少份额，我们无法准确计算，但它肯定是中国25年经济增长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而正是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