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眼盯着黑暗的四周，真叫人胆怯心虚，心里祝愿那一柱用来计时的香早早点完，快来人换哨。有一次，15岁的小姑娘潘吟秋连跑带哭地从哨位上逃了回来，值班连长赶快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大黑狗，在树丛中乱穿，把她吓坏了。也难怪，才15岁，稚气未脱，从上海大城市来到山野乡间，一个人在黑沉沉的夜晚站岗放哨，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人汗毛直竖，何况是一条大黑狗呢？
最“可恶”的是青年队的小鬼们，在十一队时，他们和大姐姐们编在一起。他们年纪不大，生活自理能力还很差，全靠队上的大姐姐们照顾，吵架时也要找大姐姐们评理。孩子们的调皮捣蛋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一起学习，一起睡觉，一起下河捉乌龟玩，躲在门背后偷偷地“消灭”从村头小店买来的最好吃的香糖，湖南孩子孔济仁等偶尔会把辣椒面撒到菜里，把其他孩子辣得眼泪鼻涕直流。八队单独成立后，孩子们编成青年队。他们学到夜间作战、偷袭敌人、如何摸哨等常识时，竟以八队的大姐姐们作试验，晚上居然去摸八队的哨。他们经常兵分两路，一路有意引起她们的注意，而另一路由几个有军事经验的小鬼拿根木棍，悄悄地绕到八队哨兵背后，大喊一声：“不许动！”上去缴了哨兵的枪，再把子弹上膛，还给她们。她们不会打枪，不敢接，吓得直叫，有时竟会无奈地哭起来。
女孩子喜欢讲话，吃饭时也不例外，一边吃饭，一边还比划着、说着，叽叽嘎嘎地笑着，一班人围着一个菜盆吃饭好热闹。十分钟过去了，饭还没有吃饱，下一个项目的哨子又吹响了。几次饿肚子下来，吃饭时再也不敢说笑，逮到饭菜，狼吞虎咽，保证十分钟内“解决战斗”。
新四军的革命熔炉锻造了她们。她们很快就适应了部队生活，自觉接受艰苦的锤炼。
女兵风范
什么是美？帽子歪戴、风纪扣不扣，都不算美，只有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让青春发出热和光，那才是美。哪怕军装不太合身，颜色不艳丽，革命军人自有革命军人的风采。当女兵们理解了这一点后，再也没有人故意把帽子歪戴了。许多人都以穿上新四军的军装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开始思考穿上这身军装的意义。八队的学员杨，是爸妈的独生女，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上学时，家有保姆接送，生活条件优裕。“八一三”以后，眼看国家有难，家园被侵，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腔义愤，她毅然随难民收容所的船，一路到了温州，继而投奔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从上海来时提着小皮箱，穿着花旗袍，带着防寒用的长毛绒大衣，到了八队后，看到全体女同志一律是短头发，戴军帽，着军装，打绑腿，穿草鞋，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又整齐又好看，煞是羡慕。看看自己身上的旗袍和皮鞋，与这支革命的军队是多么格格不入啊。杨很快就脱下旗袍，换上军装，把长毛绒大衣和皮鞋交到队部，给俱乐部演戏时作道具用；把心爱的花旗袍撕成布条，请老同志教她打了几双布草鞋，在每双草鞋上都系了一个红绣球，自己留了两双，其余送给班上没有草鞋的同志。撕掉旗袍，打成草鞋，这是一种行动上的转变，一种精神境界上的升华。
仅凭一股抗日的热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是不够的，还必须自觉经受革命的艰苦磨炼和考验，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事业，这样的认识后来在八队女生中无一不有。为了不耽误早晨的出操，不影响全队的荣誉，在动作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她们想了个办法，每天睡觉前严格按顺序放好帽子、绑腿、衣服等等，一觉睡醒，尚未天亮前，先悄悄地把一些“内务”处理完毕，穿好衣服，打好绑腿，再静静地躺下去，起床号一响，保证十分钟内全体战士按要求集合完毕，多次拿到了真正的第一名。
一支七斤多重的“汉阳造”也难不倒姑娘们。首长说：“你看，你们连枪都接不住，还怎么上前线？”姑娘们不气馁，不服输，臂力不行就苦练，偏要拿着它、举着它，练接枪，练刺杀。中村驻地前有个大水塘，河水清澈见底，大水塘就成了大家的镜子，一有空，她们就拿着枪到水塘边练习各种刺杀的动作，看自己的姿势符合不符合要领。晚上站岗时，再也不怕什么风吹草动，听到动静，也敢大声喝问，照样把枪栓拉得“啪啪”响。
1938年11月，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到云岭访问，项英向她介绍了女生队。他说，这一百多个女学员，少数是红军女同志，多数来自江南敌后，她们都是有知识的热血青年，抗日热情很高，学习刻苦努力，军事操练认真。史沫特莱听了很感兴趣，专门去女生队采访，与女战士们谈心聊天，并将她们持枪训练的情景拍成照片，配上文字，寄往国外宣传新四军女战士的风采。
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女孩子，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严格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生活使她们更充实、更紧张、更有意义了。女子八队，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处处洋溢出青春和活力。
女子八队是新四军特有的产物。当年，浩浩荡荡的人群汇成抗日的洪流，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扛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其中来自延安、武汉、南昌以及江、浙、沪等地的一大批女青年，也涌进了这股洪流，为新四军增添了一道美丽的亮色。
新四军教导总队担负着培训全军干部的重任，是新四军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历时三年，共培训了各级、各类干部几千人。军部从南昌移驻皖南后，军中女兵日益增多，遂于1938年8月成立了一个女生队，进入教导总队第二期学习，和一批青少年一起编为第十一队。1939年1月，青少年单独分出去，成立青年队，女生队调整为第八队，从此，新四军中有了一个女子八队。除队长于晶外，从浙江来的乐群担任副队长，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夫人王仪担任指导员，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夫人罗琼任驻队政治教员。转入第三期后，女子八队分成一、二两个队，共100多人。一队主要由30多位女红军组成，她们文化程度较低，除了学政治外，主要学文化，队长李桂英，指导员张明秀；二队主要是知识青年，有少数产业工人，于晶、乐群、王仪都在这个队。这个队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较快，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训练，这批女兵在思想认识上都得到了升华。在女子八队打下的政治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陪伴了她们一辈子，从八队分配到各条战线的女兵，无论是民运、演剧，还是文化教员、医护人员，个个出类拔萃，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誉。女子八队声名远播。
对新四军的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予以限制和削弱；对新四军教导总队培训干部工作的蓬勃开展，他们也深为不安和仇视。终于，他们不能忍受了，1939年11月，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跳将出来，指责新四军不应该有如此庞大的训练机构，不应该有什么文化队，更不应该组训妇女，女子八队应予裁撤。新四军为顾全大局，解散了八队。女子八队被迫停办后，大部分女兵被提前分配到军部各部门，余下的年龄小或文化程度低的学员转到军部举办的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主要学文化，辅以政治理论和军事训练。学校主任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的夫人赵霞君。
牺牲爱情
八队的女兵成了全军的骄傲，由此也引来了许多关注的目光。
每逢军部听报告或开大会，各队武装整齐地集中到军部大礼堂——云岭的陈家祠堂。教导总队的同志每次都坐在中间，女子八队又坐在教导总队各队的中间。会前的拉歌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而八队每次都是这个节目中的主角。当她们迈着神气的步伐，沿着田间小道，唱着进行曲，从中村出发到达陈家祠堂时，总会赢来阵阵掌声。她们刚刚放下当凳子用的背包，尚未坐稳，四面八方的男同志目标都集中到八队身上：“欢迎谁唱歌？”“八队！”“八队在哪里？”“呶！”“第八队，来一个！”欢笑声、喊声、掌声，此起彼伏。
如果仅仅是唱几支歌，那倒也无所谓，歌声能激励人们的斗志，歌声能增进爱国的情怀，问题在于，关注还来自另一方面。
自古以来，军队多以男人组成，色彩单调、清一。凡有女人想从军，必定要女扮男装，不让别人识破。固然因为女人纤纤如柳，弱不禁风，不能舞刀弄枪，但主要的想必还是因为：凡有女人，就会引人注目，就会带来不少麻烦。这麻烦就来自两情相悦之爱。爱和死，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生活中随时会奏响的主旋律。
新四军中有一个规定，结婚要符合“二五八团”的条件，即必须要有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否则不许谈恋爱。但是关注的目光是挡不住的，尤其是教导总队上干队（营以上干部）的老兵们，他们的年龄稍大，虽然在战争的环境中，但毕竟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自然把目标盯准了八队，盯准了服务团和文化队的女同志。
凇沪战争爆发，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走上前线前夕，去何香凝〔1〕家向老人告别，何香凝老人殷殷嘱咐：“你们到前线去是为了抗敌救国，就是要牺牲自己，特别要牺牲恋爱。”她握着服务团负责人胡兰畦的手，像慈母般关照说：“兰畦，一定要牺牲恋爱呵！”何香凝老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女孩子到军队中去，为的是和男子一样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争取民族生存，不是去恋爱的，这一点，女孩子们的心理早有准备，谁也不会主动去找这个麻烦的。然而，你不找它，它会找你，何香凝老人千叮咛万嘱咐要牺牲恋爱，是十分有远见的。女孩子主观上没问题，怕的就是到时候挣不脱外来的诱惑。现在，不单八队的女同志们，凡是参加到军队里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是引人注目的，只是八队更集中一些。
女生队的领导，都希望学员们能集中精力学习，以便尽快地独立工作，因此对女孩子管得也很紧，不让她们随便请假外出。女同志们也自觉地抵制着那些深情关注的目光，她们投身到军队中来，连枪还没有拿好，谁也没有心思去谈恋爱，甚至结婚、生孩子。为此，男同志给女生队的领导起了一个绰号，称她们为“马其诺防线”〔1〕，阻挡住了他们到女生队找对象、谈恋爱的路子。
新四军第一支队六团副团长吴有个意中人，那是他从延安到新四军军部去的路上认识的，那个女孩子是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分配到新四军工作的杨瑞年。
在由汉口去九江的船上，吴因为发烧、晕船而呕吐。杨瑞年对王于耕说：这位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多次负伤，我们要帮助他。于是，她和王于耕等人为他用毛巾冷敷，给他喂水，细心照顾，直到退烧。第二天，退烧了的老红军吴走到她们面前，举手敬礼，并说：“谢谢，昨晚辛苦了你们！”到了南昌后，女兵们三三两两到城里玩，吴也约了杨瑞年同游南昌百花洲。杨瑞年照顾他完全是出于对老红军的尊敬和同志间的友爱，吴请她也许是为了答谢她热心帮助的缘故，这样的交往本应是无私而又无邪的，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吴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14师52团团长，到新四军后是想让他当新四军六团团长的。就是因为他和杨瑞年的交往，结果被项英叫去批评了一通，还被降为副团长。临出发前，他托人捎给杨瑞年一封信和五元钱，认真而诚恳地向她道歉。五元钱当时是一个团级干部一个月津贴费的全部，办法虽然不太高明，却也说明他是诚心诚意的。杨瑞年为此也十分委屈，眼睛都哭肿了，把信和钱全部交给了组织。
吴虽降职使用，但仍以英勇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全军，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遗憾的是，他于1939年11月在江南敌后作战中英勇牺牲。在前线的作战间隙，他总是向战友谈起杨瑞年，爱慕之情毫不隐讳。吴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曾被作家丘东平写成文章，题为《用战斗的顽强性……》，发表在大后方《七月》杂志上；吴琨的好朋友、从上海地下党调来新四军的陈同生，写了纪念吴的长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徐平羽也写了题为《真的人，真的战士》的悼文，对他表示深深的怀念。音乐家何士德创作了纪念他的歌曲，“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的颂歌在新四军里到处传唱。想必杨瑞年也会流着泪唱这支歌的。
著名作家王蒙有一段名言：“对于青春，没有比革命和爱情更富于魅力的了，而在某个情况下，革命的吸引力比爱情强大。”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吴和杨瑞年选择了革命，放弃了爱情，把青春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组的张新华也是这样一位姑娘。她在皖南大地上施展身手的时候，她的男友在延安向她招手。